第一次聽到吳思漢的名字及其傳奇經歷，是一九八七年三月參與《人間》雜誌「二•二八民眾史」專題製作而採訪台灣坐牢最久（卅四年七個月）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時偶然知道的。
林書揚先生說，光復那年，本名吳調和的吳思漢在《台灣新生報》發表的「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報導文章，引起了轟動效應；也因此，他和同案犧牲的郭琇琮和許強醫師，以及傳說在鹿窟山區被蛇咬死的小說家呂赫若，在當時的台灣青年之間贏得「台灣四大才子」之名。
從此以後，我被吳思漢流星般燦爛而瞬間消逝的悲壯的生命傳奇吸引了。為了理解像他那樣的殖民地台灣青年的身分認同之旅，我開始尋訪吳思漢生前的腳蹤。
苦學出身的父親
台南縣急水溪流域的白河鎮的蓮花以及附近關子嶺的溫泉是有名的。每年花開的季節，南北各地的遊客紛紛來到這裡，賞蓮、洗溫泉。我不是風雅之人，更沒有那份閒情逸致，可也來到這個蓮花之鄉。僅僅因為幾個日據下台南二中畢業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提供的訊息──吳思漢的父親當年好像在白河中山路開一家漢藥店，我幾次來到台南縣白河鎮。然而，因為沒有認識的人介紹，我怕驚擾了唯一還住在那裡的吳思漢的最小的弟弟，反而無法進行採訪工作，於是幾次在白河街上猶然掛著褪色的「勻和漢藥房」招牌的對街徘徊，不敢貿然登門拜訪。我只能走到不遠處的白河國民學校；那裡原是日據時期吳思漢曾經就讀六年的白河公學校。我坐在國小操場的鞦韆上百無聊賴地盪著，在同樣的天空下想像著當年的殖民地孩子是怎麼度過他的童年的？
一直要到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三日，藉著出身台南麻豆的林書揚先生返鄉探親之便，我從台北驅車南下，跟林先生會合，然後在太陽落入遠方的地平線之前，趕往新營。當夜色降臨的時候，我們終於在離新營火車站不遠處的中山路上找到當年與吳思漢同案被捕、處刑十年的難友胡寶珍醫師的那家小診所。胡醫師同時也是吳思漢在日據時期州立台南二中的學弟。當天晚上，我給胡醫師做了初步的採訪。第二天早上，我又通過胡醫師的介紹，見到了吳思漢的二妹吳金鶯女士，並做了有關吳思漢生命史的採訪。第二年的三月卅一日，我又通過吳金鶯女士的介紹，在高雄市大港街的鐵路局員工宿舍，採訪到了吳思漢的大姊吳金雀女士。這樣，通過兩姊妹的敘述，我終於初步瞭解了吳思漢的家庭背景。
現在，歷經多年的尋訪與材料蒐集之後，這篇關於殖民地台灣青年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身分認同之旅的故事，就要從他的父親吳勻的苦學出身談起。
「民前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吳金雀女士說：「我爸爸生於日據下台南廳新營郡白河街的貧窮家庭，自幼好學，可家裡沒法供他讀書，於是就一邊打工，一邊苦學，考進台南師範。」
一九一五年，台灣人民前後長達二十年的武裝抗日運動在血的洗禮下告一段落。一九一八年七月廿二日，明石元二郎擔任台灣總督。此時，日本帝國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以台灣為侵略基地，乘機對中國及南洋擴張侵略勢力；為了利用台灣人，因此對台灣人改採「懷柔」的統治政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方面都採取了「改良主義」的殖民統治方式。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明石總督公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台灣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科教育、師範教育」四種，致力實業教育的普及，培養工商業下級幹部，以便助長其對台灣的經濟榨取與永久占領。與此同時，為了培養推行普通教育的師資，明文規定以師範學校作為師範教育的場所。三月卅一日，制定師範學校規則。四月一日，公布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並將一八九六年設立的國語學校改設為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設立的國語學校台南分校改設為台南師範學校。（註1）
對此，一九一九年度的「台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載稱：「近年公學校教育突然旺盛，因教師之培養無法比照班級之增加，遂呈現不得不採用多數代用教師之現狀。然因徹底普及公學校教育為極重要之事，故而一面續辦去年各州廳所辦之代用教師講習會，一面假台北及台南師範開辦公學校訓導講習科，……」（註2）
根據台灣省立台南師範學校編《補報（民國）卅五年二月以前（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歷年畢業生名冊》所載，吳勻於一九二○年五月考進台南師範學校壹年制講習科。所謂壹年制講習科，是公學校准教員（訓導）養成講習科和臨時公學校教員（訓導）講習科的簡稱，修業年限都是一年。公學校准教員養成講習科的入學資格是公學校高等科二年畢業者；臨時公學校教員講習科的入學資格則是公學校六年畢業，曾做代用教員二、三年者。
我們無法確知吳勻究竟是就讀公學校准教員養成講習科抑或臨時公學校教員講習科？但根據同一名冊所載，可以確知的是，他於一九二一年三月畢業，隨即分發白河公學校，擔任乙種准教員（助教）。
「我爸爸當了教員後，」吳金雀女士繼續說道：「娶白河農家不識字的女子林秀為妻，並於第二年年尾生下我；兩年後（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再生長男調和仔。我爸爸和我媽前後一共生了八個小孩，四男四女。小時候，我們家很窮，日子過得實在很艱苦！我爸爸光靠教書的微薄薪資，要養活一家人就已經不容易了，更談不上栽培這些小孩上學。因為這樣，他後來就辭掉教職，出來做生意。我爸爸很努力，先後從事過保險、代理店、賣米等等行業；他就這樣一直做，一直轉行；轉到後來，終於在我九歲的時候開了一家勻和漢藥店，家裡的經濟情況也才漸漸好轉。那時候，我爸爸和我媽媽已經生了三個小孩；我九歲，調和仔六歲，大妹妹三歲。……」
「我聽我媽說，我爸爸的頭腦很好，人很巧。」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吳思漢二妹吳金鶯女士敘述了父親吳勻從考照到開店的經過。「當時，一般開漢藥店的都是有漢藥的藥味牌可看、可研究的內行；可我爸爸根本就是外行，沒有藥味牌，一直到去台南考藥商牌照的前一晚，他才向人家借來看。結果，他看過的，剛好考題都出了；他勉強及格。……為了開業，我爸爸就向信用組合借三百塊；還好，組合的組合長跟他認識，特別通融讓他借五百塊。他於是用這五百塊，作為創業基金，經營勻和漢藥店。當時，隔壁原就有一家漢藥店，勻和漢藥店是新開的，當然不可能拚得贏人家，再加上，本錢短，起初，做得也不怎麼順利。後來，他努力研究醫書，醫術就勝過隔壁老店，再加上收費公道，對人親切，很快就成為白河地區出名的中醫；勻和漢藥店的生意也就越來越好了。正因為事業逐漸做大了，我爸爸後來才能夠讓大哥調和仔及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弟弟妹妹都受到高等教育的栽培。」
白河公學校全校第一名畢業
一九三一年，吳思漢入學白河公學校。同年九月，日本帝國發動「九•一八」事變，展開侵華政策。在軍事上，作為「皇國南方鎖鑰」的殖民地台灣，就變成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南亞的南進基地。
「我記得，調和仔是在我爸爸出來開漢藥店的那年入學的。」大姊吳金雀回想著弟弟吳思漢就讀小學的記憶碎片。「在我的印象中，調和仔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可他像我爸爸一樣：聰明，身體很好；只有三歲那年病過一次。他從小就文靜乖巧，規矩很好，很少挨大人罵。他和我年紀最近，我們小時候也從來不曾吵架。不過，他這個人正義感很重，很固執；他若沒有錯，絕對不願向人屈服的！我記得，他讀公學校四年級還是幾年的時候，他的導師是一個當過兵的日本人，脾氣很壞、很野蠻！有一次，他不知為什麼罵我弟弟？我弟弟認為自己並沒有犯錯，就反駁說：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你怎麼……。這樣，他就打我弟弟，打得好厲害。弟弟放學回來，我看他被打得那麼厲害，心裡實在很不甘，就罵說：這個日本人實在有夠可惡！但是，我爸爸不但沒有安慰自己的兒子，反而責罵他說：你是學生，應（頂）老師，就是你不對……。我爸爸是窮人家出身的，又當過老師，對子女的教育很嚴格。因為這樣，我們這些兄弟姊妹們規矩也都很好，不敢亂來！」
通過持續地尋訪探聽，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我在台北市公館一棟四層的老舊公寓採訪到了自稱公學校時期與吳思漢交情最好的蔡水源老先生，從另一個側面瞭解了公學校時期的吳思漢的表現。
「我是在嘉義出生的。後來，我父母搬到台南後壁鄉賣魚，我就在後壁鄉青寮公學校上學；讀完五年級後，我又轉學白河公學校，和調和仔同班，並且就坐在他隔壁。」蔡水源老先生一邊追憶一邊敘述他對公學校時期的吳思漢印象，當思緒偶爾中斷時，他就拿起手上那支點燃的香菸，深深地吸了一口，再徐徐地吐了出來，塵封許久的童年往事於是就在繚繞的煙霧中逐漸浮現。「在我的記憶中，調和仔的老爸對子女的管教很嚴。起初，我對他的印象是很乖，很聰明。他以前怎麼樣我不知道，可從我跟他認識以來，就不曾看他出來跟人玩；放學後，他一定馬上回家讀書。我跟他完全相反，不喜歡讀書，愛玩；每天，下了課不是到處偷摘人家的水果，就是賭博，亂來啦！我不但根本沒在讀書，而且經常因為觸犯校規被叫到台上處罰。雖然我們兩人走的路線不同，不知為什麼，調和仔卻一直對我很好。我們就這樣成為最好的朋友。調和仔的成績很好！從一年級到五年級，我沒有和他一起，情況如何，我並不知道。可六年級畢業時，老師說，調和仔因為從一年到六年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可以獲得北白川宮殿下賞。那年，調和仔也順利考上台南二中。」
戰雲密布的南二中生涯
台南二中的正式名稱是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創設於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台灣新教育令公布，中等以上學校實施日台共學制。表面上，一直都是分校就讀的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了；事實上，日本男學生仍然大部分集中就讀台北一中（今建國中學）、台北三中（今師大附中）、台中二中和台南一中（今台南二中）等校。台灣男學生大多集中在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台中一中、彰化中學校和台南二中（今台南一中）等校。
據統計，一九三七年，台灣全島一共十二所中學校；學生人數共計六千八百五十九人，其中台灣學生二千七百九十四人，日本學生四千零六十五人。
從統計資料可以看出，日本學生的入學率高，台灣學生的入學率則相當低。（註3）
就在這種艱難的條件下，吳思漢於一九三七年四月考進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第十六屆。（註4）
「台南州立第一中學校比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早成立四年，成立以後，它收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那些在台南地區當官或商社職員的日本人的子弟。」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第十九屆畢業的林書揚先生從自己親身的經歷見證了台灣學生入學的困難情況。「後來，台南市的人口增加，只有一間州立的中學校，稍嫌不足，所以才設立二中。每年，大概有三四百人報考台南一中，因為人口比例相差懸殊，錄取率百分之五十；二中是台灣人子弟念的學校，報考人當然比較多，大概十幾個才能錄取一個。能夠進二中念書的，家庭環境大概最少是中等。當時，除了台南市以外，只要是台南州的學生都可以來投考台南二中；台南州大概有十幾個郡，每個郡每一條街成績比較好的都會來投考。但是，因為台南市的公學校水平比較高一點，占了便宜，所以就占了一半以上的錄取名額。因為錄取率很低，除了台南市內幾所教學情況良好的公學校以外，台南州各鄉鎮的公學校為了學校的形象，雖然沒有硬性規定卻都有這樣不明文的規定：班上成績在十名以內的才能夠投考台南二中；十名以下的，老師會叫你不要考，叫你去考其他的職業學校。像我那一年，一百五十個錄取生當中，我們曾文郡的大概沒有超過二十個；麻豆街一共有三十幾個投考，也才考取二個。」
吳思漢進了窄門，可他並沒有就此忘記因為貪玩而落榜的公學校的好友蔡水源。
「調和仔讀台南二中的時候，他老爸已經不再嚴格限制他的行動了。」蔡水源充滿感情的繼續追憶說：「只要放假回來，他就會來找落榜的我玩。我實在不知道，當時他心裡頭究竟是怎麼看待我這塊料？水源仔，你要繼續上學，每次見面，他都一直勸我，不可以畢業之後就不去讀書，整日玩牌、打彈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嫌我這個朋友愛玩，所以才叫我要繼續上學？我的成績那樣壞，我回答他說，叫我上學，我能考到哪裡去？我自己也想不通。一直到休熱之前，我仍然終日玩耍。水源仔，你要讀書啦！調和仔回來休熱時更加積極地鼓舞我。你不可不讀啦！人生就這樣黑暗下去。我各項都不知道，我應付他說，現在即使要讀，也只剩兩學期了，你叫我要如何讀？沒要緊！調和仔安慰我說，我跟你說要如何如何讀，要去買什麼參考書來讀；你就這樣，照我講的讀讀看嘛！如果考得上最好，若沒中，就算了！我於是就照調和仔所說的，開始準備第二年春天的考試。結果，我也考上台南二中（第十七屆）了。調和仔見到我就大大地稱讚我說：水源仔，你怎麼那麼巧（聰明）！本來，我和他是同級的，考上台南二中以後，卻低他一班了。因為學校一樣，雖然差一年，我們還是經常在一起。我和他的關係也就更加密切起來了。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通，南二中優秀的人這麼多，他為什麼還是喜歡找我玩。」
就在吳思漢入學台南二中的這年七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八月十五日，台灣軍司令部宣布：台灣全島進入戰時體制，實施燈火管制。
吳思漢的中學生涯（一九三七年四月∼一九四一年三月）於是就在戰雲密布的氛圍中度過的。
「因為台南二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台灣人子弟，」林書揚客觀地分析了南二中當時的台灣人學生與日本人學生之間存在的民族矛盾，同時追憶他所知道的吳思漢在那種環境下的表現。「為了要進行同化政策，殖民政府每年也會安排十個日本人子弟進去。那時候，日本的殖民地政策，也是有階級之分的；當時已經有一些從日本來的木匠、手工業的技術性工人在台灣，雖然是日本人的勞動階級，待遇上還是比台灣人要受到特別的照顧。他們安排這些人的子弟和一些日本中等家庭（像學校的教職員以及州廳的行政人員）的子弟進二中，一方面介紹一些日本人的生活習慣，進行同化，一方面也可能監視台灣學生的動態；他們雖然是不怎麼成熟的中學生，回去也會講平常同學在講什麼話，對老師的態度怎麼樣等等。如果是公平的競爭，他們是進不來的。他們雖然也參加入學考試，成績卻不怎麼好；那種成績，如果是台灣人子弟就不可能被錄取。但是，他們還是每年政策性的挑選日本人的子弟進來，等於是變相的保送。進來以後，就安排他們當每班的班長、副班長。這是日本人的特權。作為台灣人的子弟，吳思漢卻因為成績很優秀，能夠當上班長；我記得，只要班上要全體出去的時候，都是他排在最前面帶隊。」
「調和仔的腦筋實在非常好！」蔡水源讚嘆說：「我的印象中，他在學校的成績非常好，差不多都在五名以內。一般來說，有這種成績的人，他的操行不是甲，也有甲下；可調和仔卻始終在乙與乙下之間。為什麼他的操行成績會不好呢？我想，那是因為他絕對不會說一些不實在的好聽話去拍老師的馬屁。他對老師不是沒尊敬，有尊敬；但是老師若講錯了時，他會不客氣地質問。他做班長的時候，班上的同學若對老師有什麼不滿的所在，他就代表他們不客氣地向老師直接抗議。後來，大家還是選他做班長；儘管他成績很好，但是，他卻因為操行不好不能做了。……我們畢竟是熱血的青年人，民族觀念很強，要是在路上碰到一中的日本人，kimothi就歹了，就會罵他們說：幹你娘！你是狗仔！我們是中國人！然後，拳頭就捶了上去。」
「我聽我爸爸媽媽說，我大哥從小成績就很好，很突出，而且很乖。」多年以後二妹吳金鶯依然感到納悶地說。「我爸爸是生意人，比較沒有民族意識，因此他一直納悶說：很奇怪！那麼乖的小孩，怎麼出去讀中學都和日本人打架呢？」
「當時，南二中位於一個小山岡上，校門口旁邊是日本人的宿舍。一年級到三年級的學生從前方的門進去，四五年級就從右邊的門進去；前方右側的門，學生不能走，是教職員專用的。」林書揚進一步具體述說了當時存在於南二中學生之間的民族意識與思想狀況。「下課的時候，學生不能直接從大門走出去，得先面向掛有天皇玉照的校長室，脫帽，行九十度最敬禮，然後才能走出去；進來也是一樣，沒有敬禮會被處罰，沒有人敢開玩笑，這是思想問題。當時，台南二中有劍道部、棒球部、柔道部以及網球部等很多休閒活動，但是並沒有什麼思想性的社團組織。在那個年代，學校是清一色的軍國主義教育。軍國主義所重視的是精神教育，要讓台灣人自動認定自己是日本人，要盡日本國民的義務，不能有所保留。除了精神教育以外，他們教育政策的重點就是軍事教育。當時學校有軍訓課，軍訓教官的權力相當高，大概不會比國民黨高壓時代的軍訓教官的權力低。在這種情況之下，校內的思想控制在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之後就嚴重化了；台灣過去的反對運動，特別是左派的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分裂後的赤色總工會等左翼團體的活動又已被瓦解了。所以，到我們這一代，市面上的書局當然絕對看不到有關馬克斯主義的經典；學生還有這樣的認識的大概也不多，就算有也沒有人敢公開講。只有少數家裡有人參加過當年文化協會或農民組合的反對運動的學生祕密在談。雖然我們只是中學生，但是生長在殖民地，在學校裡面，政治警覺性還是有的，家裡的人也會告訴我們，思想問題很嚴重！所以我們雖然還沒有成年，也會有一定的警覺心。就我所知，吳思漢在學校裡面並沒有參加什麼特殊的活動，只是成績很好。」
在這個問題上，蔡水源先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他說：「台南二中的學生主要以讀書和運動為主，沒什麼政治活動。調和仔，我看，當時他對這方面大概也沒什麼探討。」
隨著日本帝國侵華戰爭的進一步深化，台灣殖民當局也加緊對殖民地台灣進行所謂「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的第一步就是廢止漢文。台灣總督府規定：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一切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同時台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與此同時，日本殖民當局更加積極推行所謂的「國語普及運動」；台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根據一九三九年《台灣的社會教育》的統計，台灣總督府用來推行日語的機構──國語講習所及簡易國語講習所，全島合計達一萬五千一百廿六所，講習生達八十九萬一千六百六十人；本島人能解日語者約有兩百五十六萬八千餘人，達百分之四十八•七四。（註5）
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二六○○年」紀念日，日本殖民當局又通過戶口規則的修訂，制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通過這樣的「改姓名運動」進入最緊張的階段。儘管保持原來的姓名而不改的話會有種種的不利，但是一直到半年後的八月十一日止，卻只有一百六十八個「希望能夠『看起來更像日本人』」的台灣人改姓名而已。為了鼓勵更多的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十一月廿五日，台灣精神動員本部公布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綱要〉；同時又制定一種獎勵方法，規定說日語的家庭為「國語家庭」，在諸如物資配給等實際生活上給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註6）
「當時，我父親的生意做得很大，天津、大連等地，分店好多，大部分時間都在大陸。因為要在那兒做生意，必須用日本人的名義才做得來，不改姓名的話，每樣許可都出不來！」吳思漢的二妹吳金鶯回憶說，「我爸爸因為實在沒法度，想要改了。但是，他卻遭到大哥的堅決反對．．．（精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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