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埃蒙德．特拉內．巴恪思爵士在他七十一歲時，完成了兩部著作，即《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因為書中內容多有不同尋常之處，兩本書都完全不宜以常規方式出版。作者曾在北京居住多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住在英國使館區之中，離群索居。戰爭對他略有影響，但是基本沒有改變他的平靜生活。因為年事已高，身體不好，他未和其他盟國公民一樣被關進山東濰縣的平民集中營。一九四三年初夏，他進入法國聖邁克醫院，在那裡終老，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去世。

筆者在一九三○年到一九四一年間是北平協和醫學院的職員，在戰前從未見過埃蒙德爵士。太平洋戰爭期間，筆者成為瑞士榮譽領事，負責美國、英國和荷蘭在北平的事務。得此身份之便，與埃蒙德爵士相識，經常拜訪後者——在許多個月中，幾乎每天一次—直到爵士去世。

《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的讀者可以首先瞭解到作者不幸的童年、在歐洲生活的日子，接著是他在中國的生活，以慈禧太后去世為界。閱讀之後，讀者自有觀感。不過，編者在此根據個人經歷與觀察補充一些關於作者及其作品的資訊，讀者總會歡迎。

關於作者：根據伯克氏貴族系譜（一九三八年，第九十六版）和《名人錄》（一九三七年版），埃蒙德爵士生於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日。他所用的最後一本護照上，起初寫的即是這一年。後來，很明顯，根據他的要求，改成了一八七二年。他告訴筆者，最後改定的這個年代是正確的。但是他並未解釋清楚，為什麼伯克的系譜、《名人錄》以及他的第一本護照上寫的都是一八七三。

作為（與布蘭德合作的）《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九一○）和《北京宮廷回憶錄》（一九一三）的共同作者，他略有名氣。但是相對而言，畢竟很少有人，尤其是外國人，認識他本人。他曾經（與希里爾、巴頓合作）出版過一本英漢詞典，這同樣是眾所周知。他做為「隱士」的名聲在外，尤其不喜接觸外國人。據說，他在此方面的習慣相當怪異，在城中行走時，看到外國人走來，他會轉身避讓。坐人力車時，經過外國人身邊，他會以手帕掩面。傳言或許誇張，卻能顯示出其對於外國人的厭惡，以及他的思想之古怪。

通常，當一個人離群索居，尤其當其習慣怪異時，就會有謠言產生——大多不是好話。

埃蒙德爵士是著名的同性戀。另外一個負面傳言是，他的一個中國僕役就在他家中被謀殺。據傳，在北平時，他一度為蘇聯大使館翻譯文件。一九二七年襲擊使館的事件發生後，日本人發現他的所為，後來，他被迫成為日本人的翻譯。

有一則特別醜陋的傳聞，若為事實，足以令他斯文掃地。太后死後，宮中的一些太監偷出她的一件馬褂，飾有漂亮的珍珠，非常昂貴。埃蒙德爵士與他一起，想要欺騙外國銀行的一個職員，出售此物。該職員按照約定價格，先行付了一大筆款。但是，他們精心設計了一場戲，此人終未得到馬褂。這個一心成交的人非常惱怒，埃蒙德爵士或其家人最後不得不給他退款。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筆者的人力車夫是一個滿族人。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第一次見到埃蒙德爵士時隨口說道，據說這個老人過去曾是太后的情人。說此話的時間，遠早於《太后與我》之成書。

我在此提到這種種傳說，無論其真偽，衹是想說明，作者的人格極其複雜。

筆者第一次見到埃蒙德爵士，感覺他雖然年事已高，卻是外表出眾、頗具學者風度的紳士。他的黑色套裝破舊卻相當正式。其人魅力不容置疑，言談舉止高雅，禮數略顯老式。白色長鬚，神色莊嚴。步履緩慢，有點蹣跚，讓人害怕他會倒下。他的手白皙而形態優美，有點女性化，常常不安地揮動或顫抖。筆者拜訪時注意到，他的眼神會在短時間內變化莫測，令人印象深刻。忽而是安靜的年長學者，與他的鬍子、服裝和細緻的禮節非常協調。忽而是正處於宗教狂熱的僧人，忽而又是年老而好色的浪蕩子。這時，他的表情非常機智、狡猾，與佛羅倫斯皮蒂宮中提香所繪的阿爾蒂諾非常相似。正是他的眼睛說明一項事實：他給人的第一印象——老學究——衹是他個性的一個方面。與他密切接觸之後，會逐漸瞭解他個性之中完全不同的方面：儘管年老多病，他依然性慾強盛。在克服了一些客觀限制之後，他會展現出個性之中好色的一面，樂在其中。在這樣的時刻，他時常沉浸於歡愉的回憶之中，完全是一個年邁的好色之徒。

他喜歡穿深色的中式長袍。如此，他便超越了時間，似乎生活在羅馬帝國的晚期，或是文藝復興時期或康熙朝代某個耶穌會神父的書房之中。他總是戴著一頂黑色的中式帽子，帽前以老派中國款式鑲嵌一大塊薔薇石，坐在英國使館區裡面他的住處的陽臺之上。

他是一個美食家，時常小小地奢侈享受一下，比如不當季的草莓和蘆筍，比較昂貴。以他非常有限的收入，幾乎無法負擔。他也喜歡好酒，尤其是紅色的波爾多葡萄酒和勃艮第葡萄酒。筆者可以確定，他從不吸食鴉片。但是他每天服用很多結晶狀的咖啡因。晚年還大量使用安眠藥粉和藥片。

他的話題廣闊，總是很有趣味。最喜歡的內容是歷史事件、文學和情色主題。他是藏書家，擁有眾多中文、滿文的書籍、手稿，已經捐獻給牛津大學圖書館。

他的記憶力驚人，語言天賦卓越。擁有如此多的語言知識，倘若犯錯，相當正常。但是略微使人吃驚的是，他時常對於此事反應過度。他的中文會話能力和書法都非常不錯，但是無可避免，寫中國字之時，有時會有小錯。如果筆者的中文秘書為他糾錯，他會或多或少感覺這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他有能力在交談中使用不同的語言，加之自信與表現的願望，使他用英語講話時會夾雜其他語言，尤其是法語的辭彙。聽他講述過去，相當使人陶醉。他會用許多細節再現過往的場景。冬日的下午，坐在扶手椅上，在半明半暗之中，他說到久已逝去的人物。似乎他有魔力，讓他們起死回生，如實展現他們的秘密，無論是迷人的、令人反感的或者甚至是恐怖的。

毫無疑問，埃蒙德爵士很有天賦，既有傑出的記憶力，也有非凡的想像力。後者使得他的故事分外鮮活迷人，但是很明顯，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危害其真實性。

埃蒙德爵士一八九八年首次來到京師。此後這些年來，他行蹤如何？問題簡單，回答起來卻不容易。有一段時間他是京師大學堂的教習，後來似乎一直與英國大使館某個半官方的人物有聯繫。許多證據表明，他屬於英國情報機構。

例如，他對於顯然與他完全無關者的瞭解通常相當地深入。有一次，他與筆者述及京師某件著名的凶殺案，很明顯，案件仍未解決，埃蒙德爵士不但以細節說明此案是錯判，還點出罪犯姓名、後來的命運、死於何因，他的資訊來源、當時的起訴被迫停止之原因。

很可能埃蒙德爵士從小就顯露出與家庭其他成員不同的氣質，有可能經常受到父母的不公正對待，這歸結於父母與兒子之間不合而產生潛意識的對抗。因此他在〈糾纏〉一章中痛苦地抱怨。同時，他小時候在兄弟們眼中也很怪異。有一次他與一個兄弟交談，得到這樣的回答：「你妄想，埃蒙。」

顯然埃蒙德爵士覺得自己是家庭的另類，與同時代的英國貴族也格格不入，那些人很可能發現這一點，並不能欣賞他的特立獨行，反而討厭他。他希望離開自己無法適應的英國，這可能是他來到中國的原因，他發現這裡有他尋找的氣氛，與他的興趣嗜好正相宜。他承認自己不喜歡英國社會，在中國慢慢演變成不喜歡所有外國人，這在之前提到過。

太平洋戰爭期間，埃蒙德爵士對大英帝國、英國政府及整個國民性大作評論，我從未從其他任何英國人，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社會地位相當高的人中聽到如此說法。另一方面，在北京的英國人中，也從來沒有如此褒獎德國和日本的。有趣的是，埃蒙德爵士本人總是不遺餘力批評英國人，但他聽不得別人攻擊他們，對此話題非常敏感。顯然他很喜歡德國，尤其是過去的文明，因他的先輩與其有關聯。對於日本人，他欣賞他們的禮儀，敬佩他們在戰爭中的勇氣。在戰爭第一階段，他看來很為日本的勝利而鼓舞，就好像一個日本人一樣，對聯軍尤其是英國在不同地方的失敗，他都帶著虐待的快樂記錄下來。這種奇怪的態度究竟代表了他的真實感受，還是出自他持續而潛在的恐懼，懼怕日本帶來的切實或想像中的危險，這成為不得而知的疑問。至於法國和法國人，他從頭至尾都表現出好感，總是愉快地談到法國歷史上有意思的時期，以及法國文化成就；可以想到，最後一位的瓦盧瓦王室是他最喜歡的人物之一。同樣對俄國他讚許有加，但必須指出，說到俄國，他指的是舊的沙皇俄國。

埃蒙德爵士終身未婚，一九四二年成為天主教徒，此後簽名常寫為：「保羅·巴恪思」。他顯然很早就考慮進入他所說的「聖教堂」，但可能整個政治局勢在他行動之前發生了變化。他感到孤單，有點失落，尋求庇護。華麗的宗教儀式震撼和吸引了他，就好像吸引其他人那樣。另外還有可能，他希望皈依天主教之後，教堂不僅能夠提供他一直需要的金錢資助，最終還能給他安靜的住所，僻靜而安全，就好像帶舊式花園的修道院一樣，讓他坐在那裡冥思，遠離塵囂，一片安寧。他多次表達了這個願望，還提到巴勒莫附近的皇室山，那美麗的舊式花園，精緻的建築，就是他夢想中的樣子，一個安靜的地方讓他終老。

在這一點上他是受騙了。教堂不僅不提供金錢，而且他夢想在修道院的花園中安然遁世也是永不可能實現的。天主教堂在日本佔領期間的確享受一定優待，但總是處於嚴密監視中，所有與「敵國」的接觸都必須謹慎。埃蒙德有一次抱怨道，「閣下總說：主會賜予」。他說的是有次北京的主教來訪時，他近前去要求領錢。主並沒有賜予，因此備受批評的英國政府最終不得不繼續為他提供援助資金。

埃蒙德爵士的告解神父是愛爾蘭人，沒有受過太高的教育，用埃蒙德自己的話說，這位神父「最好是給做苦力的人說教，而不是我這樣的」，他和他的許多同胞一樣憎恨大不列顛。很可能他和埃蒙德爵士因為對英國共同的批判和對德國共同的喜愛而達成共識。神父送給埃蒙德一些小卡片，都是著名的宗教圖片，在天主教國家中深受下等人歡迎，通常都放在宗教書中。埃蒙德爵士將其在自己的桌上擺放數月，同時，寫下《太后與我》中最為淫蕩的章節。

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他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失去了對天主教的崇拜，尤其是沒有從前那樣尊重牧師。「他們不斷騷擾我，問我一些粗魯無禮的問題，我希望他們讓我清淨一下」，他多次說道。無論如何，他是在平靜中離去，他所在的教堂為他舉行聖禮，對此禮數，他生前評價道：「不會有益，但至少不會有害。」

從他以上說法可以得出結論，就天主教信仰而言，他是十足的葉公好龍，對他毫無作用。他對天主教無疑有種忠誠的愛，但他天性如此，會加以嘲笑，半信半疑；性格中懷疑的因素占了上風。

對於埃蒙德爵士而言，放棄自身所擁有的一切進入修道院並非難事，因為他幾乎已經身無長物。他年輕時顯然是個貴公子，臨終時卻如一個乞丐，他在中國的一切財產都已失去。這位贈送了牛津大學圖書館大約三萬本圖書和手稿的學者，離開人世之時，卻衹留下少得可憐的私人物品：幾件舊的中國和外國衣服——其中一件皮袍是唯一值點錢的——維多利亞時期的一隻舊旅行鐘錶，少量書籍，除了一兩本之外，都是廉價版本，無任何價值。他幾乎沒有任何絲織品，沒有手錶，沒有襯衫搭扣，除了他前面提到的一頂中國帽子上嵌的紅寶石，沒有任何珠寶。有一隻紅色皮箱，內裝他繼任從男爵職位的記錄文件，與其他幾件遺物格格不入。

他的財產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藏書，失去它們令他常自哀悼。他在許多時候還經常說到一隻金錶和幾本極有價值的手稿，比如一封瑪麗安托瓦內特的親筆書信。他怎麼會失去這些物品，有可能損失遠不止此？他對此的回答總是：「拜不忠的家僕和背叛我的朋友所賜」。但為什麼他從沒有試過找回哪怕一部分財產，尤其是他顯然知道是誰搶走的？

衹能推測大致是這樣：一九三九年日本在北京策劃反英反美計劃，但據筆者所知，並未造成劫掠，更沒有發生針對公民的襲擊，但不知為什麼埃蒙德爵士突然很恐慌，於是離開西苑的寓所，衹隨身攜帶少許行李，來到使館區原澳大利亞領館內的一所德國公寓避難。單此舉動已經十分奇怪，更奇怪的是，之後顯然他再也沒有回到自己從前的寓所，將所有個人物品棄之不顧——這全都發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兩年！

根據他自傳中的記述，早在他故世前的許多年，已將一些物品交由倫敦的勞埃德銀行保管。其中應該能找到太后著名的總管太監李蓮英的日記。根據埃蒙德爵士所說，該日記記錄著他在紫禁城的經歷，因此，就能夠證實和確認《太后與我》一書最有意義的部分：作者與慈禧的親密關係。

自太平洋爆發到他去世，他的社會生活乏善可陳。戰時，他住在英國領事館區一所設施簡單的單人房裡，這些房子是英國人租的。有一名傭人，他待其十分寬容，其人卻常頤指氣使。儘管埃蒙德爵士已到了這個年紀，依然是謠言的主角，這也很容易理解，尤其是平——埃蒙德一直叫他「侍從」——既好鴉片又嗜酒，卻始終沒有被解雇。但必須指出，儘管平有種種缺點，他十分瞭解埃蒙德的怪癖和喜好，總體來說，盡心盡力——衹要沒喝醉——服侍他。雖然他對主人多有粗暴之舉，但還是愛他的，儘管跟隨他時間並不久。埃蒙德去世及葬禮上，他顯得悲傷難抑，真情流露。

埃蒙德因高血壓、暈眩、前列腺增生併發泌尿系統疾病，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入住法國人開辦的聖邁克醫院，一直到去世。住在東側一樓一間小病房。醫院由天主教修女所管理，牧師每天來探望病人，某種程度上很像埃蒙德爵士一直想謀求庇護的修道院。

一九四三年秋，筆者與其他人一樣，注意到他行為略有異常，他變得易怒，向來彬彬有禮的風度也常常消失不見。他總是情緒低落，說自己時日無多。他最後一個生日時，我送他幾瓶酒，他回我一張感謝卡，上寫：「十分感謝您的慷慨禮物及您對我的好意。今日是我最後一個生日。」一九四三年聖誕，他突然不省人事，暈倒。搶救過來之後，嘴顯得傾斜，講話困難。這些症狀好轉後，他的腿上又出現青紫，顯示血液迴流不正常。在他去世前兩天，體溫驟然升高，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早晨七點鐘，埃蒙德爵士毫無痛苦地去世，直到最後幾乎沒有清醒過來。醫學鑒定最後的死因為「大腦軟化」。

在聖約瑟夫教堂——東堂——辦了儀式之後，他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安葬於平澤門外的查拉天主教墓地，康熙時期一些著名的耶穌教會的牧師都葬在此處。

他死後幾小時，一位年輕的中國人來到瑞士領事館，詢問是否知道埃蒙德爵士臨終遺囑的內容，埃蒙德爵士幾週前在法國醫院與他初次見面，答應在遺囑中寫明會留給他一顆漂亮的大鑽石。

沒有必要補充：他的遺囑裡根本沒有提到這鑽石，或類似鑽石，或任何同類遺產。他將一切財產都留交英國的家人，除了三樣不太貴重的東西，交給他的三個僕人，平是其中之一。

在筆者看來，埃蒙德爵士的個性具有典型的同性戀特質，他在最後的日子中遇到的人，說明這不正常的性衝動不過是其特點——通常他們都具有女子一般的感性。半是由於環境，半是自身性格，他們缺乏直白，總傾向於閃爍神秘，最差情況下便可能導致不忠誠和撒謊。

這種性格的人在表達時會十分禮貌，有時顯得誇張，但這種表達方式多用來有意地與他人保持距離。之前提到過埃蒙德爵士略嫌老式但十分精緻的禮儀。這甚至擴展到日常交往中無關重要的小事，筆者接到的信件及便條中，無一不是以「尊駕」，「親愛而尊敬的」或者「親愛而崇敬的」開頭。

同樣也能發現他行止古怪。一方面嚴格地保持著尊貴身份和社會標準，對上流人士態度倨傲，另一方面卻能夠迅速地與下等人打成一片——而不總是為了性目的。因其同性戀傾向，他總是對僕人尤其是男性很和善，將自己的態度表露得十分明顯。人人都擁有想像，都能發揮想像，更何況是埃蒙德爵士這樣富有天賦的人，大概涉及到性之領域，並不總能達到巔峰，因此必須用美好的想像來代替，就像其他方面一樣。埃蒙德爵士的想像力令人驚歎，他經常運用，就好像這個大鑽石遺產的故事，有時候不為什麼，衹是空想罷了，沒有任何目的——另一個特徵是恐懼，在埃蒙德爵士身上體現得很明顯，儘管可能別人並不總是需要逼他進行同性戀性交。

經驗表明，有天賦的智者，同時具有比常人更強的性慾；埃蒙德是極好的例子，說明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同性戀。

最後，還有重要的一點需要提及，他們常常都是友好和善的。這乍看很矛盾：擁有如此並不十分討人喜歡的性格的人，本質上卻心地善良，但根據筆者多次觀察，確實如此。埃蒙德爵士的善良正是他最大的魅力。不僅許多下層人士會立刻被他吸引，他的同儕也不例外，可能會在無意識中忽略他的缺點，而如果這缺點在別人身上，他們絕不會容忍。

如埃蒙德爵士這般複雜的人物，在高度複雜的環境中選擇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評論家的眼中是離經叛道的。筆者不做置評，衹想說，能與埃蒙德爵士交往實屬榮幸，多年來，他徜徉在一個曾經擁有繁榮藝術和燦爛文學、現在業已消失的王朝，在一個非比尋常的宮廷中出入，與他交談之間，他所遇的那些生動多彩、如今已經屬於歷史的人物都回來了，在他的言語中栩栩如生。

儘管他在回憶中常常穿插想像，但這個曾與伏爾泰、馬拉美、比亞茲萊、佩特、王爾德，更不用說慈禧及其官員有私交的學者，言談精闢，令這些人物各具特色、性格分明。對於馬拉美，他曾有一次評論道，此人有些許「名利心」，評價很可能是真的，符合一個年輕富有的青年貴族，遇到教師馬拉美時會產生的印象。

埃蒙德爵士儘管有種種缺點，但依然出眾，可能從未將個性完全展露過。經過數月幾乎是日夕相處之後，筆者在最後一次在棺木中見他時更確認這一點。願他安息！


關於著作：埃蒙德爵士生前的文學著述包括為倫敦外交部和北京的英國領館翻譯的官方文件，大多數人不感興趣，因此鮮為人知。除此之外，他為《倫敦時代》、《威斯明斯特公報》、《佩爾·摩爾公報》、《大西洋月刊》撰寫了許多不同主題的文章，還為中國雜誌寫稿。他還搜集了大量資料，編寫一本漢英詞典，但卻未能出版。

曾提到過，他參與編寫了一部卓越的英漢詞典，還與人合著了《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和《北京宮廷回憶錄》。那兩部書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說，不是歷史書，也沒有打算寫成歷史書。但即使承認如此，有些事實也不令人愉快：《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總體上根據一本日記(據說是一名高官景善所著)編寫，而據萊頓大學的杜文達科（J. J. L. Duyvendak）教授最近的研究，此日記純係偽造。埃蒙德爵士聲稱是他發現並翻譯的。必須承認「景善日記」可能是存在的，可能也被使用過。但根據杜文達科的研究，《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中的日記卻肯定是假的，所以自然會懷疑埃蒙德爵士，要麼編造了日記，要麼就是明知是假，還是按真的資料來翻譯。埃蒙德爵士生性敏感，這話題也相當敏感，筆者在很難得的機會下，請他解釋究竟。結果他始終堅持說他找到了這本日記，照實翻譯出來。問他根據最近的研究，他是否還認為這是真的，他含糊其辭說「我沒有偽造」之類的話，始終不承認。依筆者之見——衹是個人觀點——埃蒙德爵士本人並不承認造假。和他交談之後也不能判斷他是否懷疑過，或是否知道是假。如果他真是同謀，如果要辯白的話，他是為了他所崇拜珍惜的兩個人才會這樣做：榮祿大學士和慈禧太后。

與本書相比，《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除日記之外，還有一個值得質疑的部分，即關於光緒和慈禧死因的報告。兩人的結局按書上所說都是自然死亡，描寫十分詳細。通過這些細節，普通讀者不會懷疑真相——根據本書——其實絕非如此。長久以來流傳著關於二人死亡巧合的謠言，人們懷疑並議論內有陰謀。本書讀者會發現，這質疑被完全證實，據本書所說，光緒和慈禧都是被謀殺的。皇帝據說是被勒死而非毒死。從前有謠傳說光緒是吃了有毒的餅之後死去，當筆者提及此說法，埃蒙德爵士稱，是曾試圖毒死他，但最後失敗了。有一位得以看到英國外交部檔案的學者很容易地證實了埃蒙德在此書中的說法，他本人曾告訴筆者，當時他詳細上報了英國政府。現在留下的疑問是：為什麼他要刻意歪曲事實。答案很簡單：由於種種原因，埃蒙德還想繼續在中國生活，而將光緒和慈禧的死亡真相公告於眾，他留在中國的願望就不可能實現。「北京值得忍受混亂」。


《北京宮廷回憶錄》與我們所談的埃蒙德的最後兩部著作無甚關係，因此無需探討。

筆者意識到有責任將《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出版。兩本書都完整地收錄了埃蒙德爵士在太平洋戰爭第一年頻繁拜訪我時講述的諸多經歷。無論這些故事的歷史價值如何，任其遺失都是非常遺憾的，為了保存這些資料，同時也為了有個好理由為他提供私人資助，筆者建議埃蒙德將他經歷中最有趣的寫下來，像職業作家一樣將手稿賣給我。
埃蒙德爵士寫作極有天分，手稿一頁頁迅速傳給筆者，字跡瘦弱，看似戰戰兢兢，很難辨認。這樣又有了一個沒有預料到的益處：他以此打發漫漫長日，寫作對他而言輕而易舉，然令他再次重溫過去生活中光彩的一幕幕，使他欣慰歡喜。無疑這工作對他大有裨益，他的身體進步明顯，許多訪客都注意到了。

《太后與我》寫作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之間，緊接著寫《往日已逝》，六月底完稿。他不可能參閱書籍，也沒有文字助手，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不得不承認，這兩部書——尤其是在短短六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內——對於一個七十歲的人，的確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往日已逝》中除了〈糾纏〉一文——總體上說是自傳——收集了單獨成篇的關於伏爾泰、馬拉美、比亞茲萊和佩特的散文，提供了大量自傳資料。最動情的一篇是關於伏爾泰的一章，據埃蒙德所說，他在埃斯科（Ascot）的聖喬治學院就讀時伏爾泰曾任一學期的法語教師。他對比亞茲萊的作品很欣賞，強調他藝術的深刻，說明埃蒙德雖然很少談到純粹的繪畫問題，但對線條的美感和繪畫的實質有一種不凡的領悟力。筆者認為關於佩特的一章是寫得最好的，顯然和作者與佩特長久以來的深入交往有關，這是其他章節都沒有的特點。

《太后與我》收錄了二十章內容，描寫清朝宮廷的見聞以及與此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人物。慈禧太后是關注焦點。作者在大多數場景都親臨其中，但衹有極少數有其他人證明。整本書出色地刻畫了一個行將就木的王朝。從歷史學家的觀點看，最重要的一節莫過於已經提到的皇帝和太后之死。

整部書最吸引人的部分是關於作者與慈禧親密關係的描寫。那些讀過謝格蘭（Segalen）的《勒內．萊斯》（René Leys）一書的人，看過這樣的描寫也會將這本法國作家的書拋諸腦後。但即便是《勒內．萊斯》，據說也不完全是虛構的。如果能夠證明埃蒙德和太后的密切關係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得到一個怪異的事實：一個基本上是同性戀的男子，在數年中，不但成為一位滿清老婦的情人——我們承認此人便是大權獨攬的太后——而且在李蓮英「媚藥」的刺激和支持下，他令這個顯然經驗豐富選擇又多的女子享受到肉體的滿足。
依筆者之見，可以解釋為太后與這樣一個聰明、機智、有趣的外國人一起很愉悅，他對她恭敬謹慎，單從生理器官而言，大概正是因為他與眾不同的性取向，同時技巧高明，即使慈禧這樣性慾充沛的老婦，也深感滿意。埃蒙德多次告訴筆者，他得寵主要是因為自己的談吐，這很有可能也是事實。

關於《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最基本的問題立刻顯現出來。這兩本書到底有多大的真實度；是否有某種程度的歷史價值，還是不過出於作者豐富的想像力？

單憑偽「景善日記」的出版，不能將埃蒙德爵士定位為一個學者。但即使知道這一點，筆者依然深信，埃蒙德在寫《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時，他陳述的是事實。

他顯然知道自己在描寫一個多麼不尋常的角色，他在文中多處一次次地發誓，他所寫的為事實之全部。他是否在潛意識地欺騙自己，那衹有靠以後的研究調查才能揭示。

埃蒙德爵士雖然記憶力超凡，但畢竟像其他人一樣無法臻於完美。是年老導致衰退，還是他同樣超凡的想像力占了上風，我們無從知道。無論如何，顯然在一些能夠被驗證的例子中，他的記憶是錯的。

書中引用了一個例子（《術士之能》），提到——歷史上很出名——卡里奧斯特在一間陰暗的房間，通過一只水晶球向瑪麗·安托瓦內特展示斷頭臺以及她身首異處的情形。這並不是真事，顯然是與大仲馬的一部小說《約瑟夫．巴薩莫》（Joseph Balsamo）混淆了。卡里奧斯特在Baron de Taverney 的鄉村房屋的密室中，通過一個裝滿水的球形水瓶，讓她看到自己斷頭臺下的身體，首級掉進籃中。正如埃蒙德在書中所說，嚇得瑪麗驚叫一聲昏厥過去。

很有可能埃蒙德的記憶將他曾經讀過的書中情節和他親眼所見的混在一起。這樣的混淆要尤其當心，因為埃蒙德爵士可謂博覽群書。還有個例子，他描述曾和前俄國皇室成員談話。他曾面見沙皇、太后和謝爾蓋公爵夫人，這無可置疑。但這些身居高位的皇室貴族向一位第一次見面的外國年輕人敞開心扉，大談家庭不快和不吉利的預言，即便他是英國大使推薦來的，也不太可能。較有可能的是，當時埃蒙德爵士要麼是根據他對皇室成員的瞭解，猜想他們可能會對一個更熟悉的朋友所說的話，要麼是被自己的記憶所欺騙，把很久之前或許在回憶錄中看到的對話，當成自己親耳所聞。

有的地方明顯看得出，埃蒙德爵士所描述的事件，未必和事實完全相符，即使給出了所有細節。在本書(《術士之能》)中，太后在冗長的降神會上從水晶球中看到她過去所發生的一切重要事件。這位老年君主在急切希望看到未來之前，竟然會容忍——更不用說喜歡——回想她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不愉快的事件。更不可能的是她大聲說了出來，還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略加解釋，並且當著身份複雜的多個隨從之面。

在本書《愛侶之厄》一章中，埃蒙德爵士起初描寫那一對不幸情人被雷電擊中，被大火吞噬，成為一小堆白灰。筆者指出，通常房內起火，人被燒後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他於是就更改了最初的描述，使其更符合實情。

由於缺乏根據以證明本書的真實性，因此讀過《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的讀者都會認為這兩本書出自天馬行空、略有點病態的想像。暫且說，以後能夠證明此觀點為正確，則《往日已逝》就會失去大部分價值，但《太后與我》即便是一部想像的作品，其中將慈禧宮廷的恢弘氣勢和異國風情描寫得如此美侖美奐，依然是值得一讀的。某種意義上，如果這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的故事出自作者的想像，那麼他的成就更是不凡，尤其是作為一位七十高齡，又沒有得到任何文字或其他方面輔助的人。

太后與俄國的凱薩琳二世、「北方的塞米勒米斯」十分相像，不同的是，在北京，不幸的寵臣在身退之後，面臨的是死亡而不是流放至西伯利亞。還有，慈禧除了性慾蓬勃、異於常人之外，在個人危難之際的勇氣和決斷也令人敬仰。她極有野心，享受權力，這是眾所周知的，也很明顯。如果不涉及她的個人利益，她相當仁善，反之，諸人的性命對她而言如同草芥，她在言談之間就能判處一個人死刑。很容易理解，她身邊的許多臣子都是整日提心吊膽，稍有差池就會丟了性命。就好像前朝的君主一樣，她也有幾個忠誠的朋友，在所有朋友之中，李蓮英最為忠心耿耿，對主人絕無二心。

筆者認為，《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並非純屬想像，而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實基礎上。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像成分，衹能留待以後判斷，在研究完所有的資料之後再作評論。關於《往日已逝》，要查證伏爾泰究竟是否在埃斯科的聖喬治學院任教過，是有可能的，他的一生都有據可查，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沒有記錄的時間段，尤其是他逗留英國期間。

埃蒙德爵士被伏爾泰的人格和作品深深吸引，經常談到他，以至於到了被自己的想像所誤導的階段，認為自己在校時曾以伏爾泰為法文教師。這聽來不可思議，卻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他是刻意編造這個故事，有意撒謊，那就不值一提了。如果今後的研究能夠證實伏爾泰從未在埃斯科任教過，我們就面對一個奇怪的事實，但對於精神病醫生卻是十分常見，即人們不但會真心地相信從未發生的事情是真的，甚至還能給出大量詳實的細節。

感謝駐北京的法國使館顧問馬格禮先生（M. R. de Margerie），他告知一個類似案例，關於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此作家可以被看做是努力寫實的。然而約瑟夫·貝迪耶（Joseph Bédier）在他的《評論研究》中卻披露道，夏多布里昂在《墓中回憶錄》中，儘管真誠發誓是親眼目睹，但寫的卻是他不可能在場的事件。因此類似埃蒙德爵士的情況也是無獨有偶。

關於伏爾泰是否在埃斯科的聖喬治學院任教，筆者之所以會略感懷疑，是因為當埃蒙德第一次談到他與伏爾泰的關係時，同時提到，他隨其出訪巴黎期間在Rue de Rome 馬拉美的居所遇到韓波（Rimbaud）。要知道，埃蒙德當時衹是個學生，可能會注意到韓波外表一些特殊和怪異（原文是：pecularities），但顯然無法領會他的天分，對於這個他偶然見過一次的並不相識的陌生人，基本上也沒有理由記住其中細節。然而，他卻詳盡地描述了他的臉，甚至記得他眼睛的顏色，還提到他走路略顯蹣跚。

由於這許多疑問，筆者多少可以判斷，這次見面不可能是真實發生的。埃蒙德意識到自己在手稿中記錄了這次根本不可能的相見，但數日之後，又加了幾句話，寫的是他還見到伏爾泰的另一個朋友，皮匠「雷波」。我與他交談中，他承認可能在某處回憶中，將此皮匠與著名的蘭波混為一談，但他告訴本人，未將此節收入他關於伏爾泰的文章中。
因此，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本人雖然非常尊敬埃蒙德爵士，但有點質疑他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展示了事實，因為他有著過人的本領，能根據需要即興增加新的人物，還能在上次的論述被證偽之後再改變說法。

至於本書，鑒於英國外交部檔案中的資料允許部分使用，就有可能驗證埃蒙德關於光緒和太后的死因報告是否屬實。同樣，作者與慈禧的親密關係也有可能查明。埃蒙德爵士提到愛德華·格雷爵士曾來信談到他與一位不便講明的人的關係。找到此信的影本以及關於此事的其他文件，可用以最終判斷埃蒙德爵士陳述的正確性。

除了潛在的歷史價值，《往日已逝》和《太后與我》同樣是研究性倒錯的珍貴資料。關於此節，應該指出，埃蒙德爵士不但在本質上屬於同性戀，而且根據本書所說，顯然喜歡靠鞭打激起主動和被動的性慾。就此他多次提到法國亨利三世的「男寵」，他對其十分喜愛。

這兩本著作為研究作者的複雜的個性和心理進一步提供了大量資料。顯然要正常出版這兩部書是不可能的。如果將來有機會，筆者希望能個人將其付梓，衹印刷少量版本，分發到幾個國家最好的博物館中，用以做最終研究。

目前，筆者將每部手稿印製了四份列印稿，預備在本人身故之後，轉給倫敦的英國博物院圖書館、牛津大學博多萊安(Bodleian)圖書館、巴黎國立圖書館、美國麻塞諸塞州劍橋城的哈佛學院圖書館，每所圖書館獲贈兩部書的副本各一本。而每本書的手稿和留有作者更改手跡的第一本副本，則送給牛津大學博多萊安圖書館。這樣一來，筆者希望對那些真正想研究此書的讀者有所幫助，同時也避免被他人不合法使用。

一九四六年二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