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出《革命軍》，國學大師章炳麟為書作序，這一老一少的奇怪組合，確實在人的意料之外，是革命運動在人民之中發生著不可思議化學反應的體現。
《革命軍》的內容包括了對清朝統治廣泛的指控，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號召民眾進行革命，鄒容的小冊子傾注了對國內現狀的不滿，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的欽敬。這小孩給中國的未來開了一張處方：「模擬美國，革命獨立。」鄒容激烈的言辭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好不容易清廷找到二人活動的地方。當巡捕在某地正欲逮捕他們之時，章炳麟挺身而出：「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鄒容趁亂從後門逃走。章炳麟一生坎坷，是堅定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的豪傑。章炳麟被判了三年監禁，鄒容兩年。
佛爺不許鬧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仍然堅持君主立憲的改良道路，章炳麟針鋒相對，駁康有為的論調。他指出，革命是除舊佈新的良藥，實現民主共和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辛亥革命爆發的根源還是中國的民族危機，特別是一九○四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打敗了俄國，侵略勢力擴張到了我國東北，日、俄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可戰場卻在中國。中國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已經無法承受這樣的情形，對於清廷的不滿已經如弦上之箭。
戊戌變法時，好多人對朝廷還抱有希望，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相對弱小，對皇帝還有依賴。清朝政府採用一些小修小補的辦法，將國內的不滿引向帝國主義，並在形式上通過一些內政改革，緩解矛盾。在列強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有了發展。列強侵略中國的程度加深，必然會造成中國的自然經濟進一步解體，中國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擴大。然而，發展會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限制和阻礙，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為開闢民族資本主義獨立發展道路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首先要拯救千瘡百孔的中國。革命派深感朝廷的無力，中國大地處處如救頭燃，需要一次摧枯拉朽式的推倒重建。
秋風秋雨鬧起義
結黨做同盟
一直以來，屈辱的中國先進知識份子靈魂深處，對於保持「中學」和傳統文化的步調是一致的，頂多在學習西方什麼問題上產生分歧。沒有多少人產生推翻清政府的想法。學習西方的目的是為了保衛中國文化，這種觀念淳樸且根深蒂固，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在這裡得到統一，這是中國士大夫的終極追求。
十九世紀晚期，中國留學生人數增多，足以引起政府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間構成人數最多、呼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先行者，發出了革命的呼喊。孫中山建立起一個組織，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為己任，這在腐朽的中國打開了一個缺口。
一九○五年，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興中會、華中會、光復會成員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
中國人在甲午戰爭之後，對日本不是恨而是敬佩，尤其是當時中國一些知識份子，同盟會就成立在日本。孫中山很早就羡慕西方和日本，羡慕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準和經濟發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幹勁和活動意識。二十世紀初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有八千多人，三分之二在日本，一來是道近，生活費比較便宜，生活習慣相似；二來，認識到學歐美不如學日本直截了當，我們跟歐美國情不同，但與日本國情相似，遭遇處境也差不多，日本一下子就能成功，所以咱學它。當時國內有相當數量的有志青年去日本探索救國之道。中日兩國完全撕破臉皮，血海深仇的局面是從「二十一條」日本要滅亡中國開始。中國一看，同種同文的日本人比大鼻子藍眼睛外藩還要狠，這才跟它正式鬧掰。日本種種欲置中國於死地的做法是其政治家的短視。
推「三民主義」
在日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也就是今天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直系祖先。同盟會成立後，推舉孫中山為總理，總理不是政府的職務，是國民黨對最高領袖的尊稱。等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為了表示對他的尊重，國民黨的最高領袖改稱總裁，然後等蔣介石去世後，為了表示對他的尊重，以後國民黨的最高領袖改稱主席。所以國民黨一說先總理肯定就是孫中山，總裁肯定就是蔣中正。主席就多了，從蔣經國到李登輝、連戰、吳伯雄、馬英九。
同盟會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政治綱領。《民報》為機關刊物。成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孫中山把同盟會的政治綱領闡發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簡稱三民主義。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國民政府的時候中國的國歌頭幾句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是民族主義。韃虜指的是滿清，就是要推翻清朝統治，雖然沒有明確反帝，但推翻清朝的統治，自然也就打擊了帝國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最早是朱元璋提出來的，朱元璋北伐的佈告裡說：「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也是十六個字。孫中山把前八個字照搬，後兩句給改了，水準就高了。
創立民國，即民權主義。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推翻了滿清之後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共和國。絕不能讓帝制在中國大地上再次出現，要建立一個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叫中華民國。
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中國最多的老百姓是農民，民生問題首先就要解決農民生計問題，讓他們有土地可種，所以三民主義主張核定地價，漲價歸公。
比如，給地主的土地定價，一畝地十塊大洋，一百畝地就是一千塊大洋。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房地產增值，土地值錢了，一畝地漲到了一百塊大洋，你賣一百畝地應該是一萬塊，但是自己只能得一千塊，九千塊歸國家。國家拿了錢買地，然後分給農民。國家認為這個東西很好，不用花錢，地主能夠保本，農民能夠分到土地，是三全其美的事。
可地價是市場說了算，憑什麼一畝地能賣一百我落十塊，這個地我可以不賣，或者是我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讓你黃了。比如我想賣房，我的房是單位的房改房，當初花了兩萬塊錢買的，現在是七十平方米，一平方米一萬，我應該賣七十萬，結果單位說了，我有優先權，我給你五萬，你不能賣給別人。那我出租，一個月二千塊，多租幾年不就回來了。只要是私有存在，農民土地問題就解決不了。
孫中山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他接受了科學的訓練，以歐美學說來充實自己的理論，使它系統化，具體化。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中說明實行三民主義的步驟分為軍政、訓政、憲政（軍法、約法、憲法）三個時期。軍政是破壞時期，注重民族革命；訓政是過渡時期，建設自治，促進民權，注重政治革命；憲政建設之首在民生，注重社會革命，三種革命代替歐美社會演進的三種過程。
革命敢死隊
跟資產階級改良派一個勁給皇帝上書，要求變法不同，革命黨人直接武裝反抗。康有為所說的那些東西在今天一看似乎都很有道理，當時的中國為什麼不能搞民主？康有為認為當時中國人文化程度低，如果照搬了西方民主那一套就打起來了，可印度文盲比中國多多了，從一九四七年獨立到現在十二次全國大選，沒有一次亂套。民主與文化程度的關係並非如康有為說的那般簡單對應。
革命的理念已經在很多人心裡生根，特別是在留學生中。各地大小起事不斷。
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國後在湖北的新軍中服役。利用職務之便，他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他和幾位嚮往革命的朋友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並散發激進的刊物和傳單。他們組建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冒充學術團體。他們收到消息，黃興計畫在一九○四年秋發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這是個雄心勃勃的計畫，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回應。起義的時間定在慈禧太后的七十歲生日，即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但清廷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
一九○六年十二月，同盟會員劉道一發動了「萍瀏醴起義」。劉道一，字炳生，號鋤非。湖南衡山人，一八八四年出生，早年曾就讀於湘潭美國教會學校，通曉英語，後隨兄劉揆一參加革命。一九○四年加入華興會，聯絡會黨，準備起事。起事事敗，流亡日本，與秋瑾等在東京組織十人團。次年加入同盟會，任書記、幹事。一九○六年，劉道一領導發動「萍瀏醴起義」，義軍的主要活動範圍在湖南省的萍鄉、瀏陽、醴陵等地區。此次起義的規模很小，只有幾百人左右的規模，很快就被清軍鎮壓了下去。一九○六年十二月，起義失敗，劉道一在長沙被捕。審訊的時候，劉怒斥說：「士可殺而不可辱，死則死爾。」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清政府殺害在長沙瀏陽門外，年僅二十二歲。與後來的武昌起義的影響力相比，劉道一所領導的「萍瀏醴起義」簡直不值一提，但是，正是千萬次這種小規模的反清起義星星之火，形成了後來的燎原全國之勢！當時的同盟會主要領導人孫中山和黃興都很重視此次起義，對劉道一的英勇就義，感到惋惜和悲痛！紛紛寫輓詩悼念劉道一。孫中山寫的七律云：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看來，革命領袖孫中山除了極具政治韜略，文采也是極佳的。這首詩算得上是孫中山詩作之中的上品，可惜流傳得並不廣，也許是因為這只是一首輓詩的緣故！詩的一開頭就氣勢不凡：「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有一種氣吞山河之勢，英雄壯志未酬之憾。緊接著的兩句：「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對於革命事業的堅定，對於頓失戰友的惋惜之情，躍然紙上。最為點睛的是五六句：「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把輓詩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對仗之工整，寓意之深遠，堪稱輓詩中的絕句！最後兩句更是寫得異軍突起，壯志淩雲：「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以岳武穆的豪情自勉，「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耳」，孫中山誓要推翻腐朽的清朝，實現烈士的遺願！
女子勝似男
劉道一之後，各地起義風起雲湧，秋瑾、徐錫麟領導的浙皖起義，孫中山、黃興的鎮南關起義和廣州黃花崗起義。秋瑾乃一介女流，三十多歲東渡日本留學，參加革命。她手裡隨時拿著把肋插，就是日本武士剖腹用的短劍，時時提醒自己以死明志。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讓清政府驚恐不安。清政府請求日本政府，限制愛國學生的活動，秋瑾帶領留日學生罷課，並組織敢死隊去公使館交涉。秋瑾回國前發表演說，有人散佈妥協論調時，秋瑾從靴筒裡拔出短刀，插在台上，以手指刀：如有人回到祖國投降清廷，吃我一刀。 秋瑾的詩滿是大丈夫之氣：「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秋瑾其人也是充滿豪情。起義失敗後，秋瑾明知自己要被捕，仍然拒絕離開紹興，遣散眾人留守學堂，後被清軍包圍，受盡嚴刑拷打，堅貞不屈，臨行之前寫下「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個大字，慷慨殉節。
秋瑾自稱「鑑湖女俠」，人說虎父無犬子，秋瑾的閨女跟她媽一樣牛，牛到什麼程度呢？秋瑾的閨女長大之後就找殺她媽的兇手，要把人給幹掉。那個人是浙江紹興知府叫貴福，滿人。秋瑾的女兒一直要殺貴福，直到民國建立，她仍在找貴福算賬。貴福隱姓埋名，躲了二十多年，到了東北，東北當時已經是偽滿洲國，結果秋瑾的閨女到東北手刃仇人，給她媽報了仇。 一介書生徐錫麟，開槍刺殺安徽巡撫。如此舉動讓清朝官員十分費解，巡撫與他私交不錯，待他很好。徐錫麟說他跟我好是私誼，我報的是國仇，最後徐錫麟被剖腹挖心而死。
在革命敢死隊零星嘗試和倖免一死的厄運之後，革命領袖四散逃命。這時，黃興等人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了。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前十次都失敗了。他們屬於典型的精英革命，流的是精英的血，起義參加者太少，多數是留學生、華僑和會黨。華僑捐錢，提供財力支援。會黨就是黑社會，港台黑社會歷史悠久，多是天地會的分支。孫中山認為畢竟這幫人標榜反清復明，而且跟朝廷不和，講義氣，所以孫中山重用會黨。他本人都加入過紅幫，蔣介石加入過青幫。這些起義有點類似於今天的「斬首戰」。直接進攻對方的軍政首腦機關，幹掉對方的軍政首腦，是很時髦的戰法。問題是今天的「斬首戰」，或者用導彈，或者派特種兵，而孫中山手下這幫人既沒有導彈，也不是特種兵，他們憑藉的是一腔氣血，滿腔熱情，但缺乏縝密的籌畫和必要的軍事訓練，就註定了起義的失敗。革命並非取幾顆首級就能成功的。 革命黨人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影響深遠，震動全國。黃興將軍在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流亡香港，他特別悲憤，給七十二烈士題寫輓聯：「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黃花崗起義，七十二健兒喚醒四百兆國子。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半年後，武昌起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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