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十分著名的筆記──范公偁所著的《過庭錄》──裡頭有這麼一條：「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這是個近千年以前的小故事，沒有甚麼動人的情節，也沒有甚麼深刻的情感；可它竟真地流傳了上千年。「名落孫山」還成了各個時代童子老媼都能解會其義的四字成語。為什麼呢？
因為科考是社會階級唯一的流通機制，人人都想著這活兒──連不讀書的人也想。

●剝奪這人、授與那人
《清稗類鈔•門閥類》裡有一則記載：灌陽唐景嵩、唐景崇、唐景崶三兄弟先後在同治年間考取了進士，也都在殿試中成績斐然，點中了翰林，算是功名難得了。可是三兄弟的父親唐懋功是個舉人出身，從來沒有通過禮部的會試、更上層樓。老頭兒每試一場，就要發一頓脾氣。聽人誇讚他有子「跨灶」，更會認為人家有意譏諷，怒急攻心之下，還會動手。每到考期將至，唐懋功都要搬張椅子坐在大門口，攔阻兒子們應聘去閱卷；他怕他們去了，這一科作父親的就得迴避，就失去一次應考的機會了──遷延一次，再等大比之期，又得三年，老頭兒可是等不及的。

殊不料人算未若天算，忽然有一年，上諭下來，封了唐懋功的官誥──這當然都是因為三個兒子任官稱職所致。可是，按照大清律例：凡是榮膺誥命的人，就不得再參加鄉試、會試之類的國家考試。贏得一副官誥──在唐懋功而言──反而是徹底斷送他老人家掙一身功名的機會。此老盛怒之下，抄起門閂，見了兒子就打，嚇得三位翰林竄入鄰宅躲避，久久不敢回家。可見中國人的「功名觀」不祇是得到甚麼樣的榮華富貴就滿足了，這一套行之既久的考試制度也不會因為某一種考銓的方法改變了，就有了革新甚或革命的機會。

唐宣宗喜歡用進士出身的人做官，對明經出身的則總是睞以白眼。每於接見朝臣之際殷殷垂詢：「登第否？」如果回奏是進士及第，宣宗還會很高興地追問其人：當初考官是誰？考題如何？應考者又是怎麼答的卷子？有的臣子不是進士出身，皇帝就會歎息良久，好像這臣子犯了甚麼不大得體的錯似的。有個知名的文士田詢有一次代替僕射鄭光寫奏疏，宣宗看了大表讚賞，想封他做翰林學士，可當朝一問，發現田詢沒有科名，皇帝又歎起氣來，終田詢一生，沒放著一個像樣的官職。

不論用甚麼方式揀選甄別出「夠資格進一步受教育的人才」或者是「夠資格在國家機器中任官的人才」，都是巧立名目而已。其本質就是「在剝奪了一部分人某一機會的同時，將這機會授予另外的一部分人」，沒甚麼更了不起的道理。這種剝奪和授予既屬本質，就不會因為人處身封建王朝八股取士的時代、還是民主共和自由競爭的時代而有所差別。考試之所以成立，本來就是為了讓有限的人成為這個社會裡的塔頂、塔尖，── 一個不斷將過剩的人口從得以分配較多社會資源的場域驅逐、淘汰的遊戲。除非我們徹底不要建構一個成天到晚講究發展、進步、競爭力、追求卓越……等夸夸其談之目標的社會，否則根本拋不開、也捨不得拋開那種透過考試而建立的種種生命價值。

身陷於八股制藝之學的老古人對此並非沒有自覺，也正因為覺得人生不應該只有贏得考試的價值，或者不應該將贏得某次、某種考試的價值放得特別重、特別大，才會不斷地在原先的考試基礎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微調」，廣徵辟、召鴻博、開恩科，到最後還是不免於考出不適任的官、或者是不通書的人。另一方面，彷彿「檢驗學習成果」這件事是自證自明就得以成立的──考，並不是一個手段，而是一個目的。已經通過了考試的既得利益者也會很無奈，一定是他們發明出這樣兩句話的：「先考功名、再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