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溯王安憶的「登台」歷史。一九八八台灣的出版社推出王安憶原於一九八一年於大陸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雨，沙沙沙》（大陸百花文藝出版社），掀開了往後幾十年王安憶在台灣的出版序幕。一九八八年的台灣，是什麼樣的台灣，造就了王安憶登台的條件？這一年，正是台灣解嚴後一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台灣政府正式宣佈開放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掀起一波台灣老兵「返鄉尋根」熱潮。《雨，沙沙沙》在這個時期於台灣出版，呼應了當時兩岸交流的熱潮。王安憶於一九八○年代初竄起中國文壇之時，乃是以「知青小說」和「女性情慾」的作家姿態出現。直至一九八○年代結束，王安憶的作品通常被放在「知青小說」、「女性小說」和「尋根小說」的範疇來討論，收入印刻這本《崗上的世紀》中的兩篇小說頗能反映王安憶此時期的創作特色。。讀者從〈崗上的世紀〉裡下鄉女知青因「招工」引發的驚心動魄的情愛場面和〈大劉莊〉裡兩線進行城鄉「血緣關係」的鋪陳，大致可瞭解王安憶此時期的作品何以被放進這樣的脈絡來理解與讚賞（參見王如青）。但是，這是在中國大陸的文學場域。這些以下鄉知青為主要角色的描寫，以及其中所呼應的當時大陸「尋根文學」熱潮，到了台灣的場域，不見得能夠引發台灣讀者同樣的共鳴，此時王安憶作品的意義，或許更要從台灣當時特殊的「老兵尋根」熱潮角度來理解。不過，對另外台灣土生土長的族群而言，王安憶此時期的作品與其說是引發了思鄉之情，不如說是以一種「異國情調」的方式展現一個多年禁絕來往，如今可一窺其貌的「大陸」景觀。至於王安憶創作裡在大陸文壇引發不少討論迴響的女性情慾是否同樣對台灣讀者有同樣的撞擊力，目前我所掌握的資料仍嫌不足，此點存疑。但是，果真如王德威在為台灣麥田版王安憶《紀實與虛構》（一九九六）所寫的「序」所回溯，「對照彼時台港作家的水準，她的作品至多得列入中上格」，那麼，我們應可推斷當時台灣讀者初識王安憶的小說，對中國好奇的成分應是大於文學的驚豔欣賞。王安憶要在台灣文壇奠定她的文學地位，恐怕要等到一九九六年《紀實與虛構》出版，王德威為此書所寫的序以「海派作家，又見傳人」為王安憶的作品定調為「上海故事」。

王德威在這篇評論王安憶文壇地位的重要文獻裡，極力讚賞《紀實與虛構》（原一九九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恨歌》（原一九九五年作家出版社）兩部以上海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為王安憶開創了小說創作的另一番格局。參照中國大陸評論家對王安憶創作歷程的討論，此番說法大致是目前王安憶小說論述普遍為大家接受的共識。不過，不同的評論家對王安憶一九九○年代以來「上海小說」（除上述兩部小說之外，還需加上二○○○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富萍》）呈現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上海，看法不盡相同。王德威著眼於王安憶與張愛玲之間的傳承，鋪陳「海派小說」系譜。這是把王安憶放在（張愛玲）小說傳統裡來解讀，尤其側重其中的愛欲追逐，繁華春夢。另一派的論者則以王安憶小說與全球化潮流的交鋒為重點，從王安憶小說裡所描繪的弄堂市民觀點來關照上海的過去與未來。這些評論者關懷的是王安憶小說如何從最底層、最日常生活的層面來回應十九世紀以來上海作為「東方巴黎」、站在中國時代前鋒的歷史角色。例如，中國學者俞洁即認為，「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作家本人對上海的認識，即對上海這個具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城市的理解，尤其是構成這個城市核心部分的『文化』的變遷的理解。從上海這個城市的『文化』或者說『氣質』入手來描述上海，這可以說是王安憶小說在上海譜系的作品中的特色所在」（頁六八－九）。而這樣的上海氣質，不是「政壇上的風雲變幻、交易所裡的跌宕起伏、舞池裡的燈紅酒綠、而選取了上海的弄堂，即普通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場所來作為自己故事的主要場景」（頁六九）。如果從「全球化都會上海」的這個角度來解讀王安憶一九九○年代「上海故事」的重要性，我們當可理解何以她被視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們或可說王安憶的「上海故事」透露的正是中國面對全球化衝擊，產生的期待與焦慮。中國學者王曉明在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論文當中提到，上海在一九九○年代重登歷史上上海「弄潮兒的高位」，上海蓬勃發展，「彷彿獨得了『全球化』的先機，儼然是『國際大都市』」，上海市民覺得終於又可揚眉吐氣，成為東亞代表性的「全球化都會」（頁九∼十）。王曉明認為，九○年代以來上海掀起的「懷舊風」始終流連在一九二○、一九三○年代，以過去「『輝煌』的歷史給自己墊底」，打造未來「國際大都市的身段」（頁十一）。而王安憶特意選擇一九五○年代的上海作為《富萍》上海故事的背景，除了抗拒當紅上海懷舊論述殷殷回顧一九二○、一九三○年代上海，簡化上海歷史的傾向，介入這連結一九二○年代與現在所透露的迎合「現代化」意識型態之外，從底層人民日常生活視角寫出上海文化的趣味，從而「處處與那新意識型態編撰的老上海故事拉開距離」（頁一三）。換言之，透過這樣的上海書寫，王安憶重新想像生活的可能模式，並從中展現對當中國現代化潮流的反思與批判（頁一八）。放在「上海故事」這個脈絡來看，王安憶的小說最大的意義應該就是王安憶如何透過小說寫作回應「全球化上海」的熱潮（參見黃宗儀），並從中展開一場有關中國未來生活想像角力和對話的網絡吧？

延續這樣的思考路線，王安憶「上海故事」背後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企圖，那就是以文化、以文字「介入」對中國未來生活想像藍圖。如此解讀王安憶，或許我們可以理解一九九○年代以來王安憶何以不只寫「上海故事」，還持續所謂的「鄉村系列」小說。在從出版《長恨歌》的一九九五到二○○○年的《富萍》之間，王安憶的「鄉村」小說一部部問世：《姊妹們》（一九九七）、《隱居的時代》（一九九九）等。也因此大陸的另一位評論者王雪瑛認為王安憶的創作「有輪廓清晰、界線分明的兩個區域：一個是以上海為代表的都市，另一個是以『大劉庄』或是『小鮑庄』命名的鄉村。」（二○○一，頁四五）我認為「兩個區域」的說法大致不錯，但是「界線分明」可能只是表象。王雪瑛所說的王安憶筆下「審美的農村」（頁四八）和上海弄堂的底層市民日常生活空間或許有個共同點：王安憶透過這些農村和都市庶民記憶和生活空間，探索「全球化上海」所代表的中國敘述之外，是否有另一種生活想像以及未來敘述發展的可能？

走筆至此，我想起二○○三年朱天心在日本東京「台灣文學作家座談」裡的一番話：

這幾年來，我看到被視為上海書寫代表並一直有相稱表現的共和國女兒王安憶，在全世界傾力開發上海的急速現代化當口，採取抑鬱拒絕、返身寄情於前開發狀態的江南小鎮的書寫（例如近期作品《上種紅菱下種藕》）；我看到特具知識份子身份的李瑞仍徘徊於『厚土舊址』；我知道剛出版厚厚上下兩冊鉅著《四十一炮》的莫言又有了十二萬字關於山東高密的長篇開頭，當然還有走得最遠，無論形體（西北邊疆）精神（伊斯蘭信徒）的張承志……。

朱天心的意思是，這些「傳統」的空間提供了一種「走避逃遁的空間」，如同台灣作家夏曼•藍波安的「蘭嶼」、李昂的「鹿港」，作家因而免於正面迎戰現代化的衝擊。真是這樣嗎？王安憶的一九五○年代的上海弄堂有多「傳統」？這樣的「傳統空間」是一種凝固的、現代化潮流之外的空間嗎？還是現代化潮流「裡」的一種「變奏」，因而得以與代表「全球化上海」光鮮亮麗的景觀形成一種張力，開發另一種規劃未來的可能？這是個值得琢磨的議題。但是且讓我們再回到跨國生產網絡的王安憶。

身為台灣讀者，我仍不想輕易放過「王安憶小說在台灣」這個問題。前面提到，王安憶的小說於一九八○年代登「台」，與當時台灣開放外省族群回鄉省親有密切關係。王安憶之前，一九七○年代陳若曦一系列的大陸文革小說也曾在台灣文學市場引起不小的波動，《尹縣長》（一九七六）、《文革雜憶》（一九七九）是膾炙人口的例子。但是，當時陳若曦的這些文革小說提供台灣偷窺中國大陸的窗口，最大的效應應是再次印證台灣的「文革」印象。我認為其中〈晶晶的生日〉寫文革生活的風聲鶴唳，堪稱上乘藝術之作。王安憶知青小說雖然仍以文革時期為主要背景，由於情色主題相當搶眼，與陳若曦的文革小說大異其趣。把本書所收納的〈崗上的世紀〉和陳若曦的《尹縣長》對照閱讀，我相信讀者可看出許多趣味。王雪瑛認為王安憶的知青小說與大陸新時期文學的文革小說不同之處就在於王安憶著眼於渲染一種「鄉村審美形式」：

（一般知青小說）無論是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還是由勞動改造到思想改造，是知識青年還是知識份子，都是被一種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力量拋入鄉村的。這些作品的主題往往是「苦難」與「拯救」，作家關心的常常是人物在精神的煉獄中的靈魂掙扎與自我拯救，鄉村只是浸透著苦澀記憶的背景，而鄉村自身的質地、理念與美感形式被遮蔽了……在鄉村極有凐染力的生活中，她（王安憶）發現了鄉村生活的審美形式，她的一系列同類題材的作品中，以平白的舒朗的筆觸再現了一個感性的、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頁四八）

他隨之援引王安憶自己的話：「我寫農村，並不是出於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裡日漸成現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二○○一）。但是，「農村作為一種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這句看似漂亮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所謂「審美性質」到底內涵為何？又如何「上升為形式」？這顯然是還需追究的問題，而一九八○年代末期的台灣讀者有多少體會到這樣的鄉村審美形式，我不敢說，從中得到期待的「異國風情」中國想像的滿足，倒是應不難理解。

但是，「異國想像」通常止於膚淺的品嚐，如果沒有更深層的結構支撐，總是曇花一現的流行風。王安憶要在台灣文學場域留下深刻的足跡，還需要其他一些特色，連結台灣較深層的文化結構。王德威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紀實與虛構》中以「海派傳人」定義王安憶，大力鋪陳王安憶與張愛玲的傳承關係應是關鍵。張愛玲在台灣文學的歷史流程裡堪稱一個「傳奇」，歷久不衰，擁有廣大的「張迷」。「海派傳人」這個名號讓王安憶與台灣的文化結構找到一個可以焊接的超強連結。除此之外，王安憶的上海小說也剛好呼應了一九九○年代中葉之後台灣興起的「上海熱」。這個熱熱與一九九○年代台商往大陸投資當然有密切關係。我記得二○○○年之交，台灣報紙副刊推出一個「書寫上海」之類的活動，文宣中提到，一九九○年代中葉台灣流行的問候語「妳去過上海沒有？」已逐漸被「何時才從上海回來？」取代。「上海」經驗成為一種時尚，代表一種休閒又與歷史連結的都會「旅行」姿態。另一方面，王安憶《紀實與虛構》的自傳體/歷史書寫與夾敘夾論的世故敘述風格又與當時台灣小說的流行不謀而合：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一九九四）、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一九九四）、平路的《行道天涯》（一九九五）、朱天心的《古都》（一九九七）、乃至舞鶴的《餘生》（一九九九）、和李昂的《自傳?小說》（二○○○） 都可以作為王安憶《紀實與虛構》書寫方式的參照。二十世紀之交「全球化都市」論述的興起，讓王安憶的上海書寫更有另一番論述轉折的空間。王安憶創作與當代文化氛圍的密切對話造就了環繞著她的綿密論述網絡。

那麼，在廿一世紀初的回到王安憶一九八○年代的「知青」小說──比如說，〈崗上的世紀〉以及〈大劉莊〉，我們又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樂趣或啟發？如同台灣的評論者范銘如教授在《閣樓》這部王安憶作品集導讀裡所言：「見識過王安憶在九○年代操演家國歷史的想像力之後，再回顧她寫於八○年代的作品，還真讓人有種反璞歸真的況味」（頁五）。〈崗上的世紀〉從女知青下鄉，為了「招工」勾心鬥角而引發出來一段情慾故事。故事進展當中，情慾書寫逐漸成為主軸，王安憶的男歡女愛不是都會男女世故的兩性遊戲，反更貼近周蕾的一本書名：《原初的激情》。且看這段文字：

這時候，他才覺得無羈無絆，無比的自由。精力十足。他好像一條強壯的大魚一般，在黑暗裡游動，將黑暗攪動得十分不寧。哈哈！他笑道，哈哈，多麼字在啊！他高叫著。他力大無窮，又身輕如燕。他挾裹著她無聲地落在地上的棉被上。他細長的身子能屈能伸，舒展異常。 他的身子在霎那間「滋滋」地長出了堅韌的肌肉，肌肉在皮膚底下轟隆隆地雷聲般地滾動。他的皮膚漸漸明亮，茁壯的汗珠閃爍著純潔的光芒。唉呀，奶奶的！他興高采烈地嚷者，高興得像一個不曉人事的孩子。 他甚至無緣無故地在空間踢騰著兩條古怪的長腿，汗珠從稀疏的汗毛上落下。我能活一百歲，不，一千歲！不，一萬歲！

台灣擅長情慾書寫的女作家不少，但是寫得如此無憂無慮，彷彿回到太古之初，卻不多見。而這樣的場景是兩人冒著生命危險，奮不顧身地進行。〈崗上的世紀〉寫情慾之難以束縛，天雷地火的感官之樂，是結構相當完整的小品。這樣的情慾書寫，論者認為王安憶早期的「知青小說」，「向人們展示了知青少女……的情緒世界，可以說是處於動亂多變的複雜還中純情少女的纏綿而又激盪的心靈寫照」（王如青一九九四，頁五四）。〈崗上的世紀〉中的女主角或許難以用「純情」來形容，但基本上讀者可以從這篇小說一窺王安憶早期小說之特色。台灣女作家的情慾書寫要到一九九○年代才大放「異」彩，王安憶在一九八○年代的大陸文壇打開如此局面，無怪乎往往被推許為「突破文革文學愛情禁區」的拓荒新世代代表作家（施淑）。收在此集中，早幾年發表的〈大劉庄〉分城鄉兩線進行，企圖與〈小鮑庄〉互相對照，結構上則略嫌鬆散。〈大劉莊〉一般被視為〈小鮑庄〉的姊妹作，歸入「尋根」小說來解讀。小說一方面呈現城市裡知識青年下鄉插隊之前的生活，一方面呈現他們即將前往的農村的生活。不過，需注意的是，小說裡的農村並非以一種救贖的姿態來對照城市。農村的封閉與女性在其中與傳統習俗搏鬥的艱苦，都令人怵目驚心。代嫁姑娘大志子有苦說不出的等待、迎春努力生兒子的壓力、小勉逃婚而不知去向所展現的決心，在在都顛覆了農村作為一個烏托邦想像來映照城市負面種種的假設。〈崗上的世紀〉裡的農村，也同樣不是個素樸的環境，不僅上演了「招工」的勾心鬥角，也暗示緊密社群生活對個人自由的箝制。這樣的農村，如何成就王安憶所說的農村作為一種「審美形式」？農村作為一個較接近（逐漸逝去的）烏托邦意象，在〈冷土〉（收於印刻王安憶作品集5《冷土》）這篇小說裡有較明顯的鋪陳。一心往城市發展的農村女孩驀然發覺，被自己所鄙視而企圖擺脫的家鄉所擁有的踏實和溫暖，是目前在城市生活的她已召喚不回的生活模式。但是，即使強調農村生活的美感，我們卻也無法忽略了王安憶〈崗上的世紀〉和〈大劉莊〉這兩篇小說已隱然浮現的農村現實種種。

就這個層面而言，收在此集裡的兩篇作品，可以讓我們更深刻探討王安憶的「農村審美形式」究竟是什麼，並更進一步引伸重返她的上海小說，細心體會小說透過弄堂日常生活空間，究竟演繹了什麼樣的生活想像，何以能成為眾評論者所說的「批判空間」，抵抗「全球化都市」的上海敘述？這問題恐怕不是那麼簡單。換言之，以「庶民生活空間」對比「全球化都會發展敘述」來理解王安憶切入中國未來生活想像的企圖，恐怕大大簡化了其中涉及的複雜議題。「以底層生活空間對抗全球化敘述」這樣的論點現在於文化論述已相當常見，幾成窠臼。但是，所謂「底層人民生活空間」應試什麼樣的空間，除了便利地作為「傳統」的隱喻，與「全球化」概念相對照之外，它究竟指涉什麼樣的內涵，才可以不落入「浪漫的懷舊」，開展其他層次的另類生活願景？回到王安憶作品本身，仔細咀嚼所謂「農村審美形式」與「上海弄堂庶民生活」的內涵，恐怕是較實際的作法。本書〈崗上的世紀〉和〈大劉莊〉可算提供這樣追尋的一個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