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都不是人應當經歷的恐怖

　　海峽剪斷臍帶／我們在浪濤的飄搖裡／學習用汗水耕耘／用愛種植希望

──李敏勇

有人以為，逃到臺灣，從此就能歲月靜好、坐享太平。然而，海峽那邊是紅色恐怖，海峽這邊是白色恐怖，美國學者潘佐夫在《蔣介石傳》中寫道，蔣介石和他的扈從拒絕承認內戰已經失敗和結束，宣稱要在臺灣建設「自由中國」，卻拒絕遵守對基本人權的承諾，臺灣並沒有自由──國民黨不僅在臺灣實行戒嚴，並且針對紅色恐怖，建立起白色恐怖。蔣經國指揮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處處發現「匪諜」（還有臺獨分子）。在白色恐怖的頭十年裡，成千上萬的人被逮捕，其中兩千多人被槍斃，八千人被判重刑，許多人進入位於臺灣東南方的綠島──由蔣經國下令設立的諸多集中營中，綠島上的這個「山莊」有一個戲謔性的名字：「新生訓導處」。曾經也被關押至此的作家柏楊寫下詩句：「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他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王鼎鈞在回憶錄中說，在對蔣和毛的態度上，臺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樣：本省人仇恨蔣，但不怕毛，他們是從「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蔣的厲害，卻不知道共產黨的可怕。外省人則不一樣，他們是被共產黨趕到臺灣去的，深深地知道毛的厲害，他對本省人說，「你們不知毛更厲害」，而他們之所以支持蔣，只是「兩害取其輕」。在白色恐怖之下艱於呼吸視聽的王鼎鈞說，一想到中國的情況，對臺灣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曾站在金門太武山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文革），「我對來臺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但實際上，他還是無法原諒和化解，否則他後來就不會移居美國。道理很簡單，儘管白色恐怖的酷烈程度不如紅色恐怖，但無論是哪一種恐怖，都不是正常人和自由人應當經歷的恐怖。

陶百川：烏鴉在哪裡都要叫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共軍潮水般湧向上海，湯恩伯部無心戀戰。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上海市選出的第一屆監察委員陶百川渡海赴臺灣。他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高官，知道在共產黨政權之下沒有其容身之地。他早年曾到哈佛大學進修，悉心研究蘇俄體制，認識到共產黨「是共產教，而非政黨」──蘇共如此，中共亦如此。既然中共是邪教，它做出任何瘋狂的事情，都不足為怪。

臨行前，陶百川勸父親一起去臺灣，但他父親說：「抗戰時期，我們在日軍鐵蹄下尚能生存，中共究竟是同胞，我何必遠走！況且二、三兩兒都在上海，你們放心走罷。」這是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想法。善良的人們哪裡知道，共產黨遠比日本人凶殘，共產黨殺中國人比日本人殺得更無情，正如聖經所說：「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二十天後，共軍打到上海，陶百川上海家中的屋頂落下炸彈──中共居然向住宅區開砲。他父這才覺得來者不善，答應飛往香港，再轉到臺灣，與兒子團聚。由此，得以在臺灣安度晚年，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陶百川留在中國的兩兄弟，命運極為悲慘。他們兄弟三人，同一父母所生，同在一樣的家庭環境長大，卻因為一九四九年歷史轉折關頭「走」與「不走」的不同選擇而命運迥異。其二弟陶廣川是教育家，曾任上海敬業中學校長，文革期間被批鬥，掃地出門，關押三年，在獄中染肺病而死，遺下一子一女，都驚駭成疾，精神不正常。他的三弟愚川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又獲密西根大學教育學碩士，曾任湖南師範大學教授，一九五二年被捕入獄，之後被遣送原籍，下田勞改，雖存活到文革後，卻孤苦伶仃。兄弟間一直不敢通信，隻言片語的消息都是輾轉傳來。

陶百川雖然到了臺灣，本身也是國民黨既得利益階層，卻並沒有因此對兩蔣時代的專制政策閉口不言。他畢生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座右銘，又相信做一個知識分子，應憑良知，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在《知識分子的十字架》一書中，他把自己比譬做「看門狗」和「烏鴉」。這樣的持守，使他不論是寫政論，或擔任監察委員、國策顧問，走的都不是「討好」的路子。他做監委，做出「鐵面御史」和「包青天」的美譽，有人把國府遷臺後的監察院，稱為「陶百川時代」。

陶百川不畏白色恐怖，以監委身分挑戰情治機關的枉法，還曾聯名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震驚朝野，蔣介石指此案為「政府到臺灣來的奇恥大辱」。他在調查報告中為孫立人、雷震等政治犯說話，也曾為美麗島受刑人辯護，被稱為「黨內的黨外人士」，引發國民黨既得利益集團「圍剿陶百川」。他堅信，關心國事的政論家和知識分子最當重視的事情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推動政治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假如沒有言論自由，「老百姓變成啞巴，政府也就變成了聾子和瞎子」。他的三十多本著作，核心思想都是為言論自由鼓與呼。早在一九六一年，他率先提案並為文呼籲政府解除報禁。這是「先見之明」──日後臺灣的民主化，果然從解除報禁開始。他活了一百零一歲，直到二○○二年才去世，看到臺灣民主化的開花結果。

明末清初的遺民，一般是將遺民身分保持到本人這一代為止，不再要求第二代也作遺民。逃到臺灣的「中華民國遺民」亦如此。陶百川的四子一女全都留學美國名校，獲得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事業有成，用這位驕傲的父親的話來說，他一生兩袖清風，事業屢戰屢敗，以「困勉」為書齋之名，卻實現了華人父母「五子登科」的夢想，他對孩子全都成為美國人感到自豪。他的家庭教育不外「言傳」與「身教」，他更肯定美國的大環境適於人才成長，所謂「時勢造英雄」──「美國的高速公路，坦坦蕩蕩，每小時准開七十英里。在這上面行駛的汽車，都得開足馬力，維持速度，否則後面的車子就會『嘟嘟』的催你快駛，於是你就不能不快開。中國留學生的情形，也是如此。」

薩孟武與彭明敏：自由人不能用省籍來劃分

被稱為「臺獨教父」的彭明敏，最後一部著作為《絕筆集》，其〈自序〉是真正的絕筆。他深情回憶了老師、臺大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對他的教誨與關照。他出生和成長於日治時代，後留學日本，母語為日語。國民黨政權遷臺後，他的後半生「毫無準備而突入中文世界，講、聽、寫都要重新來」。中文的聽和說還能馬馬虎虎，但作文怎麼寫都擺脫不了日文文法和措辭。對他的中文寫作幫助最大的，是戰後來臺的大學者薩孟武。

薩孟武也曾留學日本，故而對日本的教育模式並不陌生。他所著之《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社會政治史》、《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國憲政新論》皆為政治思想史領域之開山之作。更為一般讀書人所知的則是他的三本小書──《〈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水滸傳〉與中國古代社會》──以文學作品為素材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比歷史教科書精彩百倍。

薩孟武來臺後，任教於臺大，努力振興日本教授離開後人去樓空的法學院，被譽為政治學古典研究學派的宗師和臺灣政治學研究的啟蒙者。他認為，中國以往只論政治之術，不談政治之學，所以在爬梳繁浩的文獻之後，將史料整理昇華成一門有系統、有組織的學問。他欣賞內閣制與代議制，堅信民主制度可在臺灣生根。因為批評時弊，他被蔣經國手下的情治部門汙衊為「親共」──那些不學無術的特務當然不知道，早在一九二四年，薩孟武就在上海主編反對共產主義的雜誌《孤軍》，那時，孫文和蔣介石才是對蘇俄畢恭畢敬的「親共分子」。由此，薩孟武與臺大校長一職失之交臂，蔣介石要找聽話的人當校長。

薩孟武對學生很好，不因省籍而區別對待。他欣賞彭明敏，感嘆「只有日本的教育制度能夠產生這種人才」，鼓勵彭寫中文論文，並親自為之修改。彭回憶說：「我們就把原稿交給他，數日後他還給我們，滿紙修改，有時用毛筆，面目全非。包括文法、章節安排、措辭、文字。我們再清抄一次。發現面對滿身瘡痍的原稿，清心淨神，一個個字抄寫是作文進步的最佳辦法。」彭明敏說，他後來能寫流利的中文，完全歸功於薩老師的指導，他說：「以近百歲滿腔的感激感動，謹將此書貢獻給薩孟武先生。」此種超越省籍和族群的師生情誼，是黏合臺灣內部分歧的寶貴的精神資源。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臺灣自救運動宣言〉，正在印刷時即被情治部門破獲，被捕並被判刑八年。隨後，在國際輿論壓力之下，獲得特赦。出獄後，他走到哪裡，特務都會如影隨形地跟隨，有時特務們偽裝學生，帶著筆記本跟他上下公車。當彭帶著照相機，突然轉頭，作勢要拍他們，他們就會躲起來。有一次，彭假裝要拍他們時，一個特務突然搶走相機，彭立刻打電話向當局抗議，並向管區警察局報告搶劫。當天下午，警局就通知「有人撿到」相機。調查局特務威脅說：「我們不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於是，彭明敏決心逃亡。

一九六九年，彭明敏開始計畫逃離臺灣，他透過美國傳教士唐培禮與日本友人宗像隆幸聯絡。宗像隆幸的高中同學阿部賢一專程來臺，將宗像隆幸護照上的照片換貼彭的照片，讓彭用假護照出境。當時，入出境作業沒有電腦化，沒有人臉識別系統，假護照不容易被發現。一九七○年一月，彭明敏成功離開臺灣，安全抵達瑞典，此一事件轟動世界。一直到彭明敏逃亡的消息在瑞典發表那天，即他離家三個星期之後，負責監視他的特務們的記錄和報告中仍顯示，彭在臺灣各地旅行，住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還看電影。特務以監視和跟蹤彭作理由所報銷的開支單表明，他們一直在呈繳虛偽的報告，偽造收據和帳單中飽私囊。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臺灣最高法院撤銷彭明敏的通緝令，他得以返回臺灣，結束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涯。早在一九八四年，薩孟武已去世，師生未能重逢。薩孟武生前未必贊同彭的政治觀點（「一個中國，一個臺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他對彭的關愛與扶持，乃是基於知識人堅持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之理念。熱愛自由和真理的人，總是能成為心心相印的忘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