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之歌
〈質樸、陰鬱與悲涼──關於盧天命的詩〉盧鴻金

質樸、陰鬱與悲涼

──關於盧天命的詩

盧鴻金

 

  受「親日詩人」的分類影響,位於韓國京畿道高陽市天主教墓地的盧天命墓地沒有任何指示標誌或紀念文案。如同露出身軀的古代石棺墓,僅以長石代替寶頂,與她的姊姊並排而葬。韓國書法家金忠賢的字跡淒涼地刻在墓碑上,內容是〈告別〉的結尾部分,可謂與其遺言無異。

 

  回首凝望流著淚的臉龐

  我將離開這裡

  狗吠的村莊啊

  公雞報曉的村家啊

  保重

  

  星星還在

  還能看見天空

  如果那裡不是自由被囚禁的地方——

 

  盧天命一九一二年出生於黃海道長延郡順澤面碑石浦里,一九五七年因白血病去世,是一位詩人兼隨筆家。她畢業於真明女子高中和梨花女專英文系(第八屆)後,先後在《朝鮮中央日報》、朝鮮日報社《女性》編輯部、《每日新報》等報社擔任記者,解放後在《首爾新聞》、《婦女新聞》等工作了十三年,韓國戰爭後則在中央電視臺工作。她生前出版了詩集《珊瑚林》、《窗》、《仰望星星》,遺稿詩集《鹿之歌》在死後出版。

 

  《珊瑚林》是盧天命的第一本詩集。一九三八年她自費出版該詩集,內容收錄了代表作〈鹿〉、〈自畫像〉、〈大海的鄉愁〉、〈校園〉、〈蟋蟀〉、〈國境之夜〉等代表性作品。

  〈鹿〉一詩奠定她在韓國現代詩壇上的地位,從該詩可看出盧天命的詩性特色,也可看到她經常使用的「自畫像」技巧。

 

  因為脖子過長而悲傷的動物啊

  一向都是如此穩重寡言

  冠角芳香的你

  應該是非常高級的族類吧

  

  凝視自己水中的影子

  想起失去的傳說

  帶著無可奈何的鄉愁

  悲傷地望向遠山

 

  她雖被歸納為親日派文人,但〈鹿〉一詩獲得相當高的評價。如果說支撐盧天命初期詩世界的兩個支柱是鄉愁和孤獨,那麼該作品即為包含這兩種因素的代表性實例。

  在這首由兩聯八行組成的簡短作品中,盧天命以鹿為媒介描繪其自身。亦即,該作品的中心—鹿雖意味著鹿本身,但也意味著詩人自己。甚至可進一步說,該作品中的鹿可能意味著擁有生命的一切生靈。從這個意義而言,該詩不僅描繪了鹿和詩人的自我描寫,還象徵性地描繪了所有擁有生命存在的自畫像。詩人書寫的鹿的形象似乎極其文雅,默默地站立在原地,但其中卻不知何故地包含悲傷的表情。詩人從鹿身上發現了芳香的冠角,推測出與悲傷的表情不同,實際上是非常高級的存在。在第二聯中,沉浸在悲傷和孤獨中的鹿將水當作一面鏡子,開始讀出隱藏在其中的自己幸福的過去。因此,鹿回憶起與現實形成對比的過去,沉浸在深深的鄉愁之中,內心再次被不可避免的孤獨、悲傷所占據。

  盧天命將吉普賽人的血液、不馴服的騾子、悲傷的鹿、貧窮、不妥協的傾向、無法再生的腦貧血等表現視為自己命運的折射,投影當時那個十分不幸的年代。

  第一本詩集收錄的作品可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第一:回憶童年,表現出鄉愁的情感。第二:對故鄉人情的風俗和風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第三:在回顧自己人生的同時探索人類存在的本質。第四:表現愛情,孤獨和思念之情等。在該詩集中,雖然處處都有無法節制的感傷痕跡,但是詩人以極其細膩的感性凝視自我,描繪了這個平庸無奇的世界。

 

  盧天命詩人的第二本詩集《窗邊》是在韓半島解放前的一九四五年二月由每日新報社發行。包括吟詠「無依無靠的孤獨」的〈窗邊〉在內,將兒時的故鄉記憶在鄉土的抒情詩中青澀地加以呈現的〈村景〉、〈望鄉〉、〈綠色五月〉、〈宴席〉、〈高粱黑穗〉等作品收錄在該詩集中。特別是該詩集收錄的〈流浪男歌舞藝人〉在呈現藝人無盡的流浪和孤獨意識的同時,擺脫了懷舊詩意,出色地表現出努力存活的心理,因此被評價為另一個具有意義的代表詩作。

 

  我是一個在臉上塗粉

  梳著麻花辮的男人

 

  只要是頭戴草帽,身攜快板的吹打手們

  吹奏嗩吶的夜晚

  我就會圍上大紅裙,成了女人

 

  就這樣借用市集的某個寬敞院子

  在點著燈的布帳中

  我男性的聲音就變得十分屈辱

 

  翻過山嶺的那村莊

  雖然也有想買銀戒指給她的

  美麗姑娘

 

  到了第二天就會離開她的

  姑娘呀!

  我流著吉普賽人的血

  明天又會進哪個村子呢?

 

  跟在裝載我們道具的

  騾子後面

  抖落野草莓的露珠

  上路離去的清晨

  就像招聚觀眾的嗩吶聲一樣

  悲歡交加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在釜山避難地設有臨時地址的希望出版社發行了盧天命的第三本詩集《仰望星星》。詩人在該詩集的序文中寫道,該詩集收錄了在韓國戰爭期間因涉嫌通敵而遭囚禁的獄中詩作,也刊載了第一本詩集和第二本詩集中的幾部自己滿意的作品。與第一本和第二本詩集相較,詩人的心情因城市取向的孤獨而陷入沉寂,對經歷戰爭的事件感到憤怒、怨恨,因而創作出在現實中受到傷害的作品,這些作品也吸引了讀者的視線。尤其是在涉嫌通敵而被關押的期間,創作出在獄中經歷痛苦的數首詩讓讀者感覺心痛。盧天命以這些詩表達自己的委屈和自嘲,也因此《仰望星星》收錄的詩作中大部分都是獄中詩。以「我想走進一個小山溝/成為沒有名字的女人」起始的代表作〈成為沒有名字的女人〉也是她在監獄中寫下的作品。

 

  我想走進一個小山溝

  成為沒有名字的女人

  葫蘆藤長在茅草屋頂上

  在參田裡種下黃瓜和南瓜

  用野玫瑰編織籬笆

  貪心地把天空放進院子裡

  夜晚盡情擁抱星星

 

  貓頭鷹鳴叫的夜晚我也不會孤單

  火車經過的村莊

  吃著銅盆裡融化的高粱麥芽糖

  和善良的人聊著狐狸生活的山溝

  直到夜深

  一提到

  獅子狗對著月亮吠叫

  我比女王更幸福

 

  《鹿之歌》則是盧天命的第四本詩集。在詩人去世一年後的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由翰林出版社出版。收錄作品包括標題詩〈鹿之歌〉、〈春天的序曲〉、〈美麗的清晨〉、〈六月的山坡〉、〈落葉〉、〈行走花路〉、〈拂曉〉、〈今天〉、〈獨白〉、〈回憶〉、〈南大門地下道〉、〈五月之歌〉等作品。

  《鹿之歌》與初期詩集《珊瑚林》或《窗邊》的詩一樣,表現出細膩的感覺和悲哀意識。

 

  扯掉佩掛在胸前的玫瑰

  我的悲傷無以言喻,像佩戴黑紗一樣淒涼

  還不如離開認識的人

  像鹿一樣奔跑

 

  與《鹿之歌》相反,在〈美麗的清晨〉、〈拂曉〉等其他詩篇中,可以瞭解盧天命在信奉天主教之後的宗教信仰和懺悔世界,也表現出猶如摧毀一生宿命般孤獨的虛無意識。

 

  分析盧天命的作品,她以富有女流氣息和智慧的詩風為主,吟詠人生的苦惱和現實的冰冷。她的詩作克制感傷、呈現理智,可說是韓半島殖民地時期的代表性女性詩人。

  她初期的作品呈現出一貫的節制感傷、哀愁清純的情緒,在犀利的感觸下,寫出極其動人的抒情詩。這意味著在韓國現代詩歷史中,她在最初的「女性詩」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她中期的詩作與初期相比,更加充滿了柔和、樸素的懷舊情緒。但她剛直的氣質和孤獨的情懷也在詩中表露無疑,可看出她細膩而脆弱的靈魂沒有承受現實的勇氣和應有的從容。

  而在她的後期詩中,開始呈現多種情懷的書寫,包括對於現實的冷眼旁觀、獄中的苦惱、人情的煩悶,在在令人心痛。而她在人生後期信奉天主教,才開始觸及宗教懺悔的境界。在她如玉石般冰冷的詩裡,當溫暖的情懷開始萌芽時,她也隨之離開人世。

  盧天命的夢想節制不僅僅停留在作品上,甚至影響到她的人生道路。她始終不妥協於現實和命運,甚至放棄了婚姻,在孤獨和自虐的道路上,只專注於詩作。這種絕望感和失落感讓她大部分的作品令人感受到暗鬱,對失去過往的鄉愁以詩作的鋪陳代言韓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

 

  歸納盧天命寫下的詩,可以由三個方面來觀察:

  第一、她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緒進行創作,特別是以針對孤獨的深度表達最為明顯。在〈鹿〉、〈自畫像〉等大多數傑作中,經常能看到此特徵典範的佐證。但是她的創造性並不侷限於孤獨或悲傷的單純表達,而是透過這種感情表現,努力克服更加深邃的自我。她不僅描繪出存在論,還進行了本體論的意識書寫。

  第二、她從自己的農村生活中客觀地呈現出鄉土情景。她有許多詩作出自農村生活,此特徵相當值得關注。在傳統文化和民俗中創造出的這些作品大多結合了對故鄉的思念和對兒時的懷舊之情,在此背景下寫成的〈趕集的日子〉也是她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詩人通過詩作描繪出農村的艱難歲月,與她同齡的韓國人大都經歷過田園生活,因此對她描繪的世界不僅熟悉,而且容易產生共鳴。時至今日,她以兒時故鄉的懷舊之情所寫下的作品仍然廣受好評。

  第三、反映歷史性的家國意識。此點雖與前述內容截然不同,但也最能清楚呈現盧天命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末期的活動情況。她曾擔任親日報紙《每日新報》的記者,還以正式的日本代表團身分,前往被日軍占領的中國東北地區旅行。更出版了許多讚揚日本占領、標榜積極支持的親日詩作。解放後,她被烙上親日賣國賊的烙印,韓國戰爭爆發後停留在首爾的她參加了親北韓的「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後來被逮捕,以叛國通敵罪名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但在眾多詩人的努力下,六個月後獲得釋放。儘管如此,這些經歷還是對她的生平和作品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她後期的作品中,可發現許多與歷史、國家意識密切相關的作品。這些詩是在她生前發表的,與以前的作品有著相當大的距離。她將協助日本的經過和監獄的生活寫進詩裡,也讓讀者瞭解到她的政治傾向其實極為多變,依據統治者的更迭而有不同的認同,這也是她必須承受的生命軌跡。

 

  盧天命詩人無疑是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時期以及解放前、後代表韓國詩壇的優秀抒情詩人之一,但是她寫下親日詩的事實也不容隱瞞或否認。因此,在評價盧天命詩人的作品時,與其抹去其親日的痕跡,不如勇敢地擁抱她的作品世界,這才是最正確的方式。亦即,在歷史的長河中,作為未能避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進而表現出政治傾向動搖的不幸知識分子的典型,應該予以真實描述,因為文人留下的足跡必然會接受同時代或後人的嚴格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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