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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廢人」存有論──讀童偉格的《無傷時代》 ／楊照 |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察知童偉格與前行代曾經轟轟烈烈過的「鄉土文學」之間的關係，一種逆轉、顛倒了的系譜關係。
從《王考》到《無傷時代》，童偉格一貫選擇海濱的荒村作為故事進行（或停滯）的背景，跳來跳去的敘述述說的也都是荒村裡成長（或拒絕成長）的小人物們。他的小說裡，使用大量鄉土形象，反覆召喚鄉土記憶與祭儀、信仰，而且他的小說裡，城市幾乎總是毫無例外，以陌生的、敵對的、飄浮混亂的性質出現。這些特色，無疑是傳襲來自「鄉土文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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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浮面、表層的相似而已，從《王考》到《無傷時代》，童偉格小說裡出現的人物，在性格上，也都和「鄉土文學」裡的典型角色高度親和。他們都活在自己建構、想像的世界裡。他們無能理解、更無法詮釋，生活小世界以外，快速翻攪變動中的外界社會。黃春明、王禎和筆下的人物，都努力、掙扎著，用自己有限的知識、與更有限的能力，去跟龐大的社會變化力量周旋。〈嫁妝一牛車〉或〈鑼〉的喜劇氣氛，來自於他們如此筆拙、自以為是地企圖掌握自己的生活遭遇；而〈嫁粧一牛車〉或〈鑼〉的悲劇性，也來自於他們永遠對操縱命運的外界力量，無能為力。
童偉格小說的角色，也是如此。然而在《王考》和《無傷時代》裡，藉由這樣無知無能而封閉在狹小荒村環境裡的人，童偉格卻寫出了完全異於王禎和與黃春明，既非喜劇亦無強烈悲劇的情境。
閱讀童偉格的小說，讓人一方面接近「鄉土文學」，一方面卻又快速遠離。最關鍵的差別，在於童偉格既不像王禎和那樣無情地嘲弄這些小人物，也不像黃春明那樣多情地為這些小人物悲歎、義憤。悲歎與義憤，是「鄉土文學」最核心的價值，寫這些小人物的慌張、焦慮、茫然、抓瞎、像無頭蒼蠅般胡竄亂撞，為了要控訴害他們如此適應不良的那個時代變遷巨輪，也為了要喚起大家同情他們、幫助他們。王禎和常常寫一寫，過度著迷於這些鄉人無知舉措所製造的荒謬場景，忍不住跨越了悲歎與義憤的道德界線走到了戲謔作弄的那一邊，其實是「鄉土文學」的異數，也因而讓他的傑作，如〈小林在台北〉、《玫瑰玫瑰我愛妳》長期被忽略或被誤讀。
然而不管是黃春明或王禎和，以及二十多年前熱情投入「鄉土文學」書寫的眾多作家們他們看待「鄉土」的眼光，畢竟是有著認識論上的絕對距離的。不管要同情、或要嘲諷，都必須預設著一個立場：作者比他筆下的鄉土角色掌握更多的、不同的知識，所以作者才能回頭用同情或嘲諷的態度，看這些在小圈圈、小籠子或甚至小黏蠅紙上奮力手忙腳亂的角色。
像是人與捕蠅紙上被黏住的蒼蠅之間的關係。蒼蠅感受到自己的危險處境，卻感受不到危險處境的來龍去脈，更感受不到自己掙扎的徒勞。只有掌握了整個狀況的人，才能選擇或淚或笑的表情，來看待蒼蠅。
童偉格卻選擇和他筆下的這些人物，一起活在無知與無能的手忙腳亂裡。在只有一條柏油馬路，只有不斷脫班遲到的一班公車的海濱荒村裡，人們不只沒有辦法與現代社會一起發展演化，他們甚至沒有辦法分辨真與假、生與死、貧與富、過去與現在等最基本的區別。他們的無知與無能，使得他們接受不到現代生活理性的感染，進而使得他們超越了真與假、生與死、貧與富、過去與現在的界限。
他們的存在，一塌糊塗。他們被荒村鄉土的條件，隔絕在整理存在秩序所需的現代知識與現代概念之外。因而他們弔詭地取得了一種自由，活在一塌糊塗，超越真假、生死、貧富、過去與現在界限的存在中的自由。
是了，童偉格最特殊的文學視野，就是把「鄉土文學」當中應該被同情、被嘲諷、被解救的封閉、荒謬的「鄉人存在」，逆轉改寫成了自由。在那個理性滲透不到的空間裡，人們大剌剌地，既無奈又驕傲地活在既真又假、生死無別，完全可以無視於時間存在、無視於時間線性淌流的世界裡。
《無傷時代》書寫的，正就是荒村荒人無傷的自由。從現代理性角度看，小說裡的每一個角色，都過著虛無敗壞的生活，整本小說簡直就是對於種種敗壞（decay）的執迷探索。村子在敗壞、人在敗壞、記憶在敗壞。祖母的故事是敗壞的故事、大母親的故事是敗壞的故事，整個家族每一個人的故事，都環繞著同樣的敗壞主題。
乍看下，童偉格似乎是用那座海濱荒村當作絕對敗壞的象徵，然後恣意地實驗、嘗試書寫生命的種種敗壞可能。
從物質的敗壞到肉體的敗壞到行為的敗壞到記憶的敗壞到想像的敗壞，而貫串其間的，又是一種意義的敗壞，敗壞的高度傳染性甚至如癌細胞般自體反噬敗壞掉敗壞的意義。
如果敗壞全然不帶任何意義，那童偉格為什麼要堆砌、開發那麼多敗壞的情節？讓整本小說成為某種「敗壞的壯觀展示」呢？藏在背後的，我們懷疑，是作者的耽溺，還是作者扭曲的炫耀？是童偉格無法自拔於反覆書寫種種可能的敗壞、種種敗壞的可能；還是童偉格沾沾自喜地彷彿在說：「看，你們還有誰能夠想像，書寫這麼多敗壞情節呢？」
還好童偉格的書名，以及出現「無傷」的那一段話：「那一刻，他明白自己已經成功說服母親了──在她眼裡，他已經是個無傷無礙的廢人了。他已經被原諒了。」（頁二一一）提供了我們不一樣的線索。原來，童偉格透過小說建構的，是一種「廢人」的邏輯、一種「廢人」的倫理學。
就像駱以軍到目前為止所有作品，都在摸索著一套「人渣倫理學」或「人渣存有論」一般，童偉格也以「廢人倫理學」、「廢人存有論」作為統合小說敘述的根本策略。駱以軍的「人渣存有論」低調卻堅持地要說服讀者，一種永遠無法融入社會主流，只能遠遠欣羨嫉妒、詛咒社會主流，並且在每次與社會主流相遇時就倒楣帶衰的「人渣」，有他們自己的「人渣觀點」，而「人渣觀點」其實飽含著自創一個光怪陸離世界的巨大能量。相對地，童偉格的「廢人存有論」，用滾滾滔滔的「敗壞描寫」，舖陳著一套價值──「廢人」是「無傷無礙」的，「廢人」不可能對這個世界有什麼傷害、什麼妨礙，因為他們根本不活在這個世界裡。他們的「廢人」身分，是以在自我想像世界裡的自由決定的。「廢人」活在循環的敗壞裡，他們的敗壞甚至不帶一點頹廢（decadence），單純只是敗壞（decay），敗壞到底，連頹廢或虛無那樣文明的範疇都消失時，「廢人」就自由了，他們不再需要在意真假、生死、時間、空間，那是一種空洞卻新鮮的自由，惟有透過「廢人」、穿越敗壞，我們才能看到、呼吸到的空洞卻新鮮的自由。
童偉格放棄了對於鄉土人物的關懷、同情如實地接受他們作為與現實脫節的「廢人」存在、如實地接受「廢人」存在中一切荒謬無常，他打破了「鄉土文學」的核心人道立場，從這點上看，他無疑是「鄉土文學」的叛徒。然而背叛「鄉土文學」的人道溫情，走自己的「廢人」路線，童偉格讓作為敘述者的自我也一併「廢人化」，彌合了「鄉土文學」中作者與角色的知識論落差，最終卻賦予了這些荒村鄉人們，一種史無前例的自由。他們的生老病死，他們漫長的等車與怪誕的雜貨店，於是超脫了可憐可鄙的地位，成為獨立獨特的、自由的存在。從這個角度看那童偉格似乎又回到了「鄉土文學」的路子上，繞了路給與鄉土與鄉土人物，更高的尊嚴與尊重，他不再像其他鄉土作家般，希冀透過文學來幫鄉土爭取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他直截了當地，就在文學裡，只在文學裡，給了鄉土詩學正義（poetic jus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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