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23 日武漢封城後隔一天，友人S 從那裡發了封信跟我拜年。10天前台灣總統大選時，我們以文會友，才在台北結緣。緊接著，S 便回北京。我因而甚感奇怪，他發信的地點何以是從這座疫情爆發岌岌可危的城市。

忍不住探問，「你怎麼會在武漢？」結果對方的理由再簡單不過，「爸媽在這裡，無論如何都必須回來。」又過個10 來天，因為記掛著他，憂心地再了解狀況。S 僅回以，「我們小區已確診四個病人，現在實行封閉式管理不讓人出去了。」

武漢的小區封閉管理，通常僅保留一個進出通道，拒絕快遞與外送員，無特別情況居民也不能外出。後來，兩岸關係愈加惡化，我不好再追問任何封城之事，免得人家覺得繁瑣，只偶爾斷續關心他的狀況。

S 雖身體無恙，這段封城期間並沒閒著，初時便已完成幾部紀錄片，諸如《有人離開有人歸來》、《送別李文亮》。後來又更忙，畢竟武漢是這場全球瘟疫的核爆點，他繼續製作跟疫情相關的報導。直到五月底疫情減緩，回北京了，以為終告解除，沒想到那裡反而出事了。

年初同時，長年定居紐約的版畫作家終於迢迢回到台灣。返鄉前口口聲稱要送我一幅版畫。但見面時，隨手攜帶的大布袋盡是口罩之類的防護用品。一直關切地問是否需要口罩，她在紐約買了很多。我微笑婉拒，提醒她在台灣還要待一陣，何妨送給更多鄉親。

她接受了我的意見，繼續按行程往南拜訪。但依舊憂心，一個月後，兒子一家從美國回來，住在南部是否會比較危險，因而不斷地打聽狀況，探問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防疫問題。不及一星期，我又接到她的來信。

前幾日，她覺得台灣情勢愈來愈危險，臨時決定多花一些錢，買機票回紐約，兒子也謝絕了台灣的邀請。我安慰她，這樣也好，等台灣度過這次的危機，再回來仍不遲。

豈知，一個月不到，我又接到她的來信告知，紐約已瀕臨崩潰，不知疫情會蔓延到何種地步。她仔細深思，現在決定要回台灣買房定居。如果國內有人願意典藏，她想年底時辨一次版畫展，接著再把作品和過去寫作的手稿，全部捐給相關的美術館。

以上，隨手舉兩個自己跟國外友人互動的案例。武漢是疫情最早爆發的城市，紐約是後來感染最嚴重的都會。兩地的故事都證明，在疫情籠罩下，縱使彼此生活作息隔絕了，任何地方的未來福禍，依舊跟世界緊密相連。

台灣因管控嚴格，幸運地躲過一劫，卻無法忽視其它國依舊在艱苦抗疫中。我們在同一時間，繼續跟地球上任何人一樣感受同等危機。

人在台灣，心卻懸掛整個地球。相信許多人每天醒來也都如此，透過各種媒體，持續注意著世界各地疫情的變化。我自是重度的新聞需求者，好一陣持續著，一早最先打開的便是中央社「武漢肺炎蔓延圖解疫情一次看」。緊接，便是閱讀相關的新聞報導。

我所提出兩位親友的生活案例，乍看只是一個人在面對疫情時，毫無解決能力，但持續關心，映照自己的沮喪和反省。這類個人感懷，當然有別於各地國際新聞報導疫情的內容。然不論一個人、一個集體社會或國家，我們都同時朝一個懸崖奔騰過去。

本書的結集出版，當可對照出這一個意義的端倪。一來，這是一個全面爆發的瘟疫，傳染得既快又猛。波及的國家，影響生活之深遠都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災難。再者我們都在此時此刻，親身參與了這場非傳統典型的戰疫。敵人不再是人類，而是無所不在的病毒。

我們不是歷史學者也非一國之君，無法洞察巨變的時局，做出偉大的治國方針，但人人可從己身做起，回顧在這個危險年代裡，自己做過何樣的處置。這段時間以來，正因無所遁逃於天地間，做為一個文字創作者，我的創作靈魂並未休假，書寫反而愈加繁重，強大而神聖。相信許多新聞工作者也抱持這種職責和專業，努力透過書寫的觀測，分享當下的見聞。

沒有人可以想像疫情結束後，還能照常過日子，生活秩序和節奏勢必會改變。未來的日子到底可以割捨和放棄哪些，個人又應該選擇何種生活價值？現有的新聞報導並無法清楚告訴我們答案，但它提供了多樣的線索。

邱吉爾在二戰最艱困時期說了一句名言，瘟疫蔓延時不斷被人引用
，容我也在此借花獻佛：絕不要浪費一好危機的經驗（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中央社的武漢肺炎專輯成書，努力在幫忙讀者有序地見證這個階段性的過程，協助我們回顧台灣之外的世界到底怎麼了。

在與病毒共存的時日裡，我們從中學習到許多知識，目睹許多不幸的悲劇，無奈的悲苦，但也看到人性的溫暖，動人的社會力量。世界再如何暗黑，偏遠一角，總一有絲曙光和希望。

重新回顧這七個月來的國際時局，當也有此意義。17 年前，台灣在SARS 的悲劇教訓裡，獲得了寶貴的正面能量。期待我們再次從這場戰役裡成長，終而有一個超越現在的更好狀態。

個人最好的才華，絕不是在美好時代鳴放，更應該體現在這樣未知、繁複和混亂的訊息中，做出正確的判斷。相對的，好的媒體此時更該放眼世界，展現自己的高度。從這份台灣應有的義務和責任裡，我們努力做出長期關懷的格局，跟閱聽大眾緊密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