屆時「三黨不過半」，將是很有可能出現的局面。我和松田下了這樣的結論。
「倘若如此，那可真的是和台灣難兄難弟，但沒有其他方法嗎？」我在提問的同時，也試著做了回答，「既然都無法過半，有沒有可能，民主黨與自民黨共同組成執政聯盟？畢竟，在消費稅增稅的問題上，民主黨是實踐了自民黨的政策。」
我們只是很簡單地就當前時局交換意見，松田其實還問了更多關於媒體自由的問題，甚至包括旺中案。松田這回是應邀參與一項與台灣未來有關的研究計畫，他在電話裡提及，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對二○三○年台灣的想像，或是預測十五年、二十年後的台灣發展，不管是論文、報告、書籍都好。
我想起《台灣限時批》這本書，那裡有一百位新世代對台灣未來的夢想圖像，對松田而言，他或許可以從書中找到答案。
然而，松田好奇二○三○年的台灣會是什麼樣子，這又何嘗不是我關注的問題；就像我對二○三○年的日本充滿期待一樣，如果野田政府能兌現承諾的話。
八月六日，首相野田出席在廣島舉辦的原爆紀念活動，他首次表示政府將考慮「零核電」，當天他還在首相官邸召見閣員，指示著手研究在二○三○年實現廢核的可能途徑。
翌日，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在回答媒體詢問時強調，他不認為零核會對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相反地，還可以創造成長，因為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和增進能源效能，將有助提振內需。
在日本，反核已成為社會的主流民意。但，若不是三一一福島核災，不要說民主黨政權的轉向，整個日本是否會改變，也許還是個未知數。二○一○年五月，當時的首相菅直人還宣布，計畫在二○三○年前增建十四座核電站，將核電提高至發電總量的一半以上。
現在，菅直人已成為反核大將，那位在福島核電廠事故中坐鎮指揮的官房長官，如今也入主經產省，並且對於記者提問關閉核反應爐的影響，斬釘截鐵地給予「我們做得到」的有力回應。
但民主黨並不是福島核災後就下定決心廢核，今年六月底重啟大飯核電站，野田佳彥才真正感受到民意的壓力。從今年四月開始，每逢星期五晚間，反核團體即聚集在霞關、永田町周邊，然後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七月下旬之後，一舉突破十萬人，「星期五革命」於焉展開。
一場又一場的反核抗議遊行，像極了以前跑街頭運動時常開的玩笑，在一個穩定成熟的民主社會裡，人人都可以是「周末革命家」。對絕大多數的日本人來說，國會議事堂前出現如此盛大的群眾示威，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一個屬於「安保鬥爭」的時代記憶。
遊行依舊持續進行中，七月底的「國會大包圍」行動，聲勢驚人。一位長期觀察群眾示威的《朝日新聞》記者形容，首相官邸周圍的抗議活動，已經發展出全新的樣貌，不僅緩慢相連、冷靜行動，而且秩序井然、執著堅持。
那天與松田對話，他關心二○三○年的台灣，而我心裡想的卻是二○三○年的日本。但我沒有問松田，怎麼看二○三○年之後的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用行動說明了一切。
與好友相約見面時，碰巧蘇拉颱風已登陸了，我端起咖啡笑著跟他說，「果真是風雨故人來」，是啊！我多想也能預知二○三○年後的台灣。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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