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要談的是村上春樹解讀〈東京地下的黑色魔幻〉這篇文章（《印刻文學》三月號封面專輯／時報出版《村上春樹雜文集》），他寫一九九五年那年發生的兩件大事，阪神大地震與東京地鐵沙林事件。
村上像是以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筆調般寫一九九五年，那是日本距離二次大戰敗戰剛好滿五十年的年度，泡沫經濟來襲，房市不振、股價重挫、日圓急升，加上汽車、半導體及家電產業都被逼到懸崖邊緣。
「就像體內危險的膿悄悄增殖下去，然後地獄的蓋子終於被打開了。」村上這麼寫道。
村上描述日本政府當時對阪神大地震的危機處理能力，難以相信的拙劣，「時間在無為中過去。在那之間許多人在瓦礫下喪失性命。政治家的束手無策和官僚系統的僵硬是很大原因。」
十多年前，一個作家對阪神大地震的敘述，十多年後，同樣的文字記載，如此神似地在東日本大地震中重現。一如當時村上還寫道，權力中樞沒有一個人敢說「我下決斷，那決斷的責任由我負。」這番話無疑也適用於前首相菅直人和他領導的內閣。
村上認為，地震帶給日本國民兩個陰鬱的認識，一是活在不安定且暴力的地面上，另一是整個社會體制似乎有什麼錯誤的地方。
兩個月之後，狂熱的新興宗教團體「奧姆真理教」發動恐怖攻擊，五個變裝的教徒，在東京營團地下鐵的三線、五列車發放沙林毒氣，造成十三人死亡、六千三百多人受傷的慘劇，為日本自二戰後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事件。
曾深入採訪過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的村上春樹，對於這場日本人從沒見過、沒經驗過的新災難，下了一個結論：顯示日本是「世界罕見安全而和平的國家」這共有觀念的崩潰。
日本人以無差別地殺害日本人為目的，對於這起震驚全國的殺人事件，村上寫道，「到底是什麼樣的精神會鼓舞人衝向那樣戰鬥性的憎恨？而且那樣的憎恨，是突然變異地產生的嗎？或是我們自己所製造的體制必然地生出來的東西嗎？」
當犯人陸續被捕後，人們從震驚變成困惑。因為五個執行任務的教徒，全都不是一般人熟悉單純的「宗教狂熱者」，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菁英」。
林郁夫曾是評語很高的心臟外科專科醫師，廣瀨健一是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院第一名畢業，橫山真人在東海大學主修應用物理，豐田亨從東京大學應用物理系進入數一數二的研究室攻讀博士課程，林泰男則在工學院大學研究人工智能。
村上分析，這五個研修理工的菁英還有一個共通處，亦即他們皆是六○年代後半的學生運動之後才進來的「遲到」世代。他們進大學時，大規模的政治、文化運動已經結束。「鐘擺改變方向，統治階層再度掌握權力，他們眼睛所見的是『宴會後』的慵懶安靜。」
讀村上這篇過去未曾發表過的文章，很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寫「遲到」世代對現況的不滿，彷彿就是台灣後學運世代的寫照：「過去高舉的理想已經失去光輝，尖銳叫喊的口號已經失去力量，應該具有挑戰性的對抗文化也失去尖銳性。」
村上形容那種感覺散發著「好東西都被前一個世代吃光了」似的漠然失望感。
二○○五年三月二十日，距離東京地鐵沙林事件十周年，剛結束北海道之行的我，在東京新橋車站涵洞下和朋友大啖平價串燒，那是日本上班族最常去消費的庶民之地。
其實，那也是村上筆下在地鐵車站內吸進沙林毒氣，莫名其妙、激烈痛苦死去的，但卻是在體制內辛勤努力工作的「普通人」，他們日常生活之所在。
菊地落網後，我再次展讀村上的「黑色魔幻」，越看越像曾身歷其中的年代。十七個年頭過去了，難道日本一直都沒變嗎？還是谷底始終未曾到來呢！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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