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北京，與日本外交官H君相約在建國門外大街的國貿大酒店，距離二００六年在東京千代田春秋料亭的見面，已經相隔六年了。前一晚，在海淀頤和園路上的東來順涮羊肉，我會晤了共同社派駐北京的中國總局局長渡邊，上次我們在東京的啤酒館酩酊大醉，也是０六年的晚秋，當時還有一個在海上保安廳服役的同年朋友。
H、渡邊和我三人最早相識於台北。那時，H在日本交流協會任職，渡邊是共同社台北特派員，因為台日交流、總統大選及政黨輪替等話題，讓我們彼此之間出現交集。數年後，H返回外務省進入國際情報課，渡邊也調派總社，我則先是獲聘為朝日新聞客座研究員，再應交流協會邀訪，三人在東京又交會了。
這一回，我們再度相逢於北京，那樣的人生交會宛如散布在撞球桌上五彩繽紛的色球，不斷地碰撞、停格、滑動，從台北前進東京，再由東京飛抵北京，微妙地呈現台、日、中三方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
約莫也是在二〇〇九年冬天，我對日本問題的觀察與研究，隨著民主黨上台進入一個以思考「第三次開國」為主軸的探索階段。在這場日本迎向「第三次開國」的時代考驗中，已經從暗黑中復活並且躍居世界舞台的中國，無疑是最大的變數，它快速成長的經濟實力和急劇增加的軍事力量，儼然對日本帶來難以預料的衝擊。
然而，日本對東亞睡獅的甦醒並非毫無反應，甚至可以說，位處太平洋第一島鏈之北的扶桑之島，其實從未鬆懈過他們因應中國崛起的準備。
二〇〇五年春天我離開東京前夕，朝日電視台的政治評論員加藤千洋向我提及要密切關注第五代可能接班人李克強的動向，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日本專家對「李克強」這個名字的關注，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不過兩年，日本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卻已經探測到當時年僅四十九歲的遼寧省委書記。
這不僅讓我見識了日本對中國問題研究的深度，也促使我反芻台灣本身。在漫漫的歷史長河裡，中日關係始終是一道充滿變數的國際課題，而美日同盟及戰後急速變化的世界局勢，更使得因應此課題的難度遽增。相形之下，身處在兩個世界大國夾縫下的台灣，既要思考千年恩怨交織的中日關係，也要省視美國「重返亞洲」對整個東亞地區所帶來的影響，這門功課的挑戰性勢必極為巨大。
在北京旅行期間，我曾前往市郊的慕田峪爬長城，不久之前，三名日本觀光客就在慕田峪附近的野長城迷路，最後喪生在暴風雪之中。適逢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日本人迷失在長城的新聞事件，竟讓我不禁聯想起當前的日本困境，那是一種猶如徘徊在歧路口的迷惑。
這樣的迷惑，源自日本這些年的巨大變化。二〇一〇年開啟平成維新，二〇一一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二〇一二年爆發釣魚台爭議及中國各地反日示威，三年來的東瀛政局紛擾不斷、經濟持續低迷，對日本這個國家及國民而言，無論是外在形勢或內部處境，刻正都面臨狂風暴雨般的強烈襲擊。尤其是三一一福島核災的慘痛教訓，很可能促使日本走向非核家園，進而成為決定大和民族今後二十年命運的分水嶺。
本書是我在《中國時報》專欄集結成冊的第二批觀察報告，距離《現代龍馬何處尋──寫在日本第三次開國前夕》的問世，恰好相隔兩年。一如前述，這兩年的日本政局動盪不已，又有世紀浩劫降臨，我在一路書寫觀察東洋政治、社會及文化的過程中，不時頻頻回首自己生長的國度，往往也有置身歧路之迷惑。
為了忠實地呈現這一路摸索的筆耕途徑，在出版社編輯的建議下，本書有別於《現代龍馬何處尋》的編排方式，改以平成年表為界，仿日本年度漢字，區分成「變」、「絆」、「路」三大輯文，試圖呈現自平成二十二年（二〇一〇年）八月以迄平成二十四年（二〇一二年）九月為止的日本觀察心得。其中，輯一的「變」，係指一〇年因延續民主黨執政對日本政治的歷史性改變；輯二的「絆」則以一一年福島震災衝擊東瀛人心引發的情感牽絆為經緯；最後的輯三「路」，乃因一二年的重點為日本在災後重生、政局突圍中找尋出路。
附帶一提的是，我將這兩年來的專欄輯文總結為「平成年間的巨變與羈絆」，其實有那麼一點向史學家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看齊之意。我並非歷史學者，然而，檢視自己在平成年間的日本觀察，卻讓我仿若有著站在歷史洪流的錯覺。那或許也是我一直在尋找的答案，就如同我在北京和北海道新聞記者佐藤的對話，她沒有因身陷反日群眾包圍的採訪險境而失去熱情，但卻為失落好幾個世代仍不知何去何從的國家前途而憂心不已。
佐藤曾透過交流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研修一年，並於北京語言大學攻讀中文，她也經常來台採訪選舉新聞，深入民間取材，對台灣的政經、社會文化都頗為熟稔。在三里屯一家古典茶館裡，佐藤憂慮地說，日中三項文件（一九七二年《中日聯合聲明》、一九七八年《中日友好條約》、一九九八年《中日聯合宣言》）已經無法因應時代所需，必須再找到新的共識或聲明作為重建雙方新關係的基礎。
我想佐藤的「中國經驗」是有些感傷的，當她從失控的仇日氛圍中脫困後，那樣的感傷或許也說明了身為一個日本人的挫折感。與佐藤揮別時，她告訴我明年就要離開新聞界，因為已有一所北海道的私人大學邀她去任教，而且是繼續研究中國問題。顯然佐藤沒有被現實環境給打敗，縱使派駐北京的任期即將屆滿，她依舊可以尋覓重返中國研究的路徑。
也許，生命最終都會找到出路，如同那個外國登錄證上的國籍改正，台灣不也等了三十年。雖然站在歧路口，迷惑總是難免，徬徨也無可避免，但我知道必須冷靜、勇敢地向前行，因為路是人走出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