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有好幾個微妙的交集，都是長男，來自同一個村落，又有著表兄弟的血親關係，此外因家境貧苦，不約而同到台中打拚。如今年紀大了，總有自己成熟的視野，以及服務桑梓的心得，去觀看這個社會的脈動。而在面對家族的諸多人事困擾，或談及一些親友舊往時，想必也有各自的見識，可供彼此切磋吧。
初時，家父介紹瑞昌的父親，總是告知這位近親跟我之間叔姪輩的關係。原來阿嬤從小係自張家過繼來當童養媳，是他的親姑姑。後來，我繪過一張五十年前村落的草圖，了解自己孩提時，村人居住耕作的分布位置。還特別仔細問了，「阿嬤老家在哪裡？」原來從我們的竹筒厝後頭，走過一塊寬闊的水田就是阿嬤娘家的三合院，意即瑞昌祖父的故居了。
家父在談到瑞昌的父親，屢屢以其小時失怙，遭到家族長輩欺侮卻不喪志，做為一個自我奮鬥的典範。上一輩一肩扛起家庭的責任和自負，悄然地烙印在我成長的心靈過程，相信瑞昌應該有著更刻骨銘心的回憶。
而這樣閒話家常的場景，約莫有十幾年的時間持續著，每每我南下回家時，總有機遇邂逅。我也透過這樣的家族背景，理解著90年代兩位父執輩促膝長談時的交心，以及從這一地方人情世故的錯綜關係，感喟生命的是非和無常。
大概也是同一時間沒多久，我後來多半待在台北謀生，而瑞昌也恰巧來台北讀書。因為父執輩是這樣從小至深的交往情誼，同樣是長男的我們，很快就有了微妙的連接關係，偶爾也見面聊天。那時我已在社會打滾，但他不像一般大學生安逸於校園，反而早熟且積極地想跨進社會，接觸一些邊緣和弱勢團體。
循著本科的專長，日後他也順利進入媒體工作，彼此之間的交集和接觸就更加頻繁了。只是談事情甚少觸及九張犁，或者童年成長的事。解嚴後的社會變遷和接下來時代的紛擾，讓我們的青壯歲月，無暇於地方人事的瓜葛。每次聊天，台灣未來命運的大議題像個大黑洞，自然而然地吸引我們，投注了更多的探索和關心。
這樣的交往時斷時續，既淡又濃，晃眼竟也是二十多年歲月。就不知，我們的父執輩若看到這樣離鄉更遠的生活煩擾，而關切的都非家鄉地方事宜時，又有何看法了？
晚近數次搭高鐵，當列車緩緩駛進烏日站，想及兩代的家族交誼，我不免好奇，瑞昌怎麼看待這已然殘破存在的家園風貌？瑞昌外公家就在前方大度山下不遠的學田。那是他童年成長最美好的回憶。而其外公家深受日式教育啟迪，相信對他後來的書寫面向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我的外公來自大度山另一頭的龍井，日治時代就讀台中一中，跟我有著學長學弟的關係，也給過我一些幽微的暗示。
我把這樣兩代間，不同組合的關係閒扯出來，或許讀者看序到此，恐怕要深感不解，這跟本書的書寫關係何在？
我如此刻意回溯，其實心裡自始隱然有個直覺，在閱讀瑞昌的文章時，若能了解此一成長背景，再進到每篇文章去思考，甚而連結這一系列隨筆的脈絡時，或能更深刻的體會作者敘述的背後情境吧。
什麼情境呢？做為一個他的忠實讀者，來自同一個中部農家貧困小村的身世，以及經過了這二三十年的社會洗磨，我是讀到了一種生命的氛圍。這種調性是我很想抽絲，娓娓道出的本質。
以前我們在閱讀跟日本相關的文章，針對書寫政治財經或生活文化議題的作者，勢必都會先浮升一個既定印象，嘗試著把他們視為知日派或親日派，或者由此再細微歸類。
而這樣的區分，大抵也有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或可再釐清。從戰後，日本對台灣的認識，大抵就出現蒸空狀態。台灣則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有著明顯地去日本化的意識。兩邊長期以來的文化認知，悄然地進入相互空白。老一輩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對扶桑之國懷有極高的評價和孺慕。戰後國民黨來台則載來滿滿中國對大和民族的仇恨。久而久之，台灣看日本難免處於兩個難以相容的極端。
直到李登輝總統執政以後，情勢才有微妙轉變。日本對台灣開始有一個非國民黨的好奇，想要更加認識這塊曾經統治過的南方之島，而台灣也因本土化的鮮明意識，對這個曾影響深遠的大國有了另一番好奇。這個認識不再膚淺地停留於一些流行次文化的消費摸索。
瑞昌的日本書寫基本上是建基於這個時代的轉捩點，但經過一二個年代政治的採訪洗練，他早已跳離這個記者層次，發展出自己觀察日本的角度。不論是陸續發表在中國時報的專欄，或者是一些個人感性的旅記。透過一則則新聞事件的敘述，都隱隱帶出台灣意識的思考。
他很清楚地把日本拉到一個點，和大陸相對，形成台灣視野延伸出去的等腰三角形。而這個位置最值得玩味的，不盡然是他旅居日本生活的逐漸養成，針對一個議題的深層關切，觸發心靈悸動的，其出發往往是從遙遠的童年時代，一個台灣鄉下小孩，糅和自己祖父、父親的視角，透過自己的眼光去凝視。多數時候，他是從這一個離日本最疏離最貧苦最不可能存在的底層角落，眺望日本，接近日本。
這樣以日本為定向，除了偶然或因然，似乎早有其必然和實然的因素。而這股濃烈的連結日本的台灣意識，也在這個時間點，在一個整個面向中國的流風中，更清楚地存在，超脫了我們習知的知日或親日。
他的書寫風味明白輕淡，彷彿閒散的釣魚者。只見魚兒上鉤時，他慢慢地拉回，拉近。仔細看，用的只是一條細線，一條彷彿很容易斷裂的細線，但卻緩緩拉出一條大魚的身影。那種平靜，平緩，或許帶著壓抑而成的客觀，或許隱含著諸多年少時代迄今的日本情結，但都明確地守在台灣的位置。
一種堅定的台灣生活價值，兼及一種異地疏離的旅行心境，清楚地內化在他的書寫裡。縱使敘述的是日本的政經社會議題，裡面流露的都是島與島的對照。這是瑞昌跟過去日本為主題的書寫者最大的差異。我因為成長生命密碼接近他，我的閱讀便如此理解。
當我們積極地往西，努力和大陸對話時，瑞昌文章裡的日本，悄然成為台灣不可或缺的龐大背影。這個年代，風來草偃，但瑞昌從未轉向，仍定定地在素描島，素描一座大島，以及它不同位置不同姿勢的背影。
（本文作者為詩人、自然觀察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