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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仰，到底是什麼呢？
在年幼之時，我的父親曾經對我解釋過，他說，他是相信的。相信天地之間是有一種力量，在主宰著人類的命運。
他是用孩童能明瞭的方式來解釋。他說，不管眾人給這力量取什麼不同的名字，立什麼不同的規矩，其實都是人類深心裡想表達對這種力量的孺慕和敬畏。
幾十年之後，當我獨自一人站在遼闊無邊的大地之上，抬頭仰望那更加遼闊更加深邃的蒼穹之時，我整個人也像孩童一樣，直覺地感受到了那種對蒼天的孺慕和敬畏，一如所有的游牧民族。
「孟和騰格里」，從匈奴到蒙古，兩千多年以來，這就是我們對最高最深的力量的稱呼──「永恆的蒼天」、「長生天」、「騰格里天神」。 |
城川，蒙文字音是「寶日•巴拉嘎蘇」，這個城鎮
是唯一純屬蒙古信徒的天主教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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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如今我才明白，這就是北亞許多游牧民族的信仰。
不過，雖然這以「永恆的蒼天」為信仰中心的薩滿教是蒙古高原上最早（並且持續到現代）的信仰，但卻不是唯一的。
由於游牧文化的移動特性，各地區不同的宗教因傳播而得以深入族群。在蒙古人之中，也有很早就成為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信仰的教徒，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強制的行為或者衝突。
我想，或者是因為，無論信了什麼宗教，在蒙古人仰望之處，總有那高高的騰格里，永恆的蒼天在俯視著吧。
十三世紀，我們的聖祖，自己本身篤信薩滿教的成吉思可汗，就曾經向他的廣大帝國中所有的臣民宣示：
「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規。」
他的後代謹遵遺訓，也從不去干預那三千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上難以計數的不同文化族群中的各種宗教信仰。
只是，當蒙元帝國衰微之後，藏傳佛教的影響逐漸擴大，表面上看來，幾乎已經遍及整個蒙古高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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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七年九月五日近午時分，我走進寂無一人的城川教堂，心中強烈地想念著我的父親。
城川，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高原之上，蒙文名字的字音是「寶日•巴拉嘎蘇」，字義是「灰褐色的老城郭」。然而生長在鄂爾多斯如今在日本靜岡大學執教的楊海英教授對我說，「巴拉嘎蘇」在古蒙文裡指的是「城郭」，在近代的蒙文裡，它已近乎是「遺址」和「廢墟」之意了。鄂爾多斯地區自古即是匈奴、突厥的放牧之地，唐代為了維繫與牽制這遙遠地域上的異民族，設了不少的「羈縻州」。城川在那時被稱為「宥州」，也留下一座廢棄的遺址，就在如今的城鎮邊界之上。
現今，這個城鎮的獨特之處，卻在於它曾經是天主教再度開始在內蒙古地區傳教的一百多年以來，唯一的純屬蒙古信徒的教區。
不過，我與寶日•巴拉嘎蘇之間的連繫，是從一九九三年才開始的，之前我是一無所知。
那年，比利時魯汶大學內的南懷仁文化協會，預定在八月舉行一場蒙古學的學術研討會，紀念比利時籍的田清波神父（Rev. Antoine Mostaert，1881-1971），他就是聖母聖心會的教士，曾在內蒙古傳教多年。
住在德國的我的父親，也在被邀約之列，他在長途電話裡對我說，到了八月我也放暑假了，可以去做他的跟班。
那時，我的母親已逝世五年了。父親在電話裡要我幫他找一張相片。他說，那是一張很有紀念性的相片，在北平輔仁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田清波神父前來向他道賀時，與校長三人的合照。
父親說，他記得是帶到德國來了，但是那幾天怎麼找也找不到，他要我試著在媽媽留下的家庭舊相簿裡再找找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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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那張老相片，是一張尺寸放大了一些的，和當年所有的老相片一樣，雖然顏色褪得接近褐黃，光影卻依舊清晰。畫面上不是只有三個人，而是有一群的參與者。不過焦點人物是年輕的穿著畢業禮服手拿著一卷畢業證書正在發言的父親，旁邊是身材矮胖正微笑著面對鏡頭的校長，在他身旁稍遠處，人群之前有位高高瘦瘦的西方人也面帶微笑，卻是微微側身專注地看著我的父親──這一個剛剛從輔仁大學教育系畢業的蒙古青年。
我記得這張老相片。可是，翻尋了很久也沒能找到它。再打電話給父親的時候，聽見他難掩失望的語氣，心裡有點難過。
父親說，田清波神父是位很受蒙古人敬重的人物，曾經長期在鄂爾多斯地區傳教，好像還有座教堂在城川。同時，他也是一位深研蒙古語文的學者，出版了許多相關的著作……。 |
田清波神父。（相片翻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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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著談著，原本對我是極為遙遠的人和事，慢慢就有了一些比較親切的關聯。到了七月，我忽發奇想，為什麼不先去城川一趟，也許可以找到那座教堂，拍些相片，再帶到歐洲去給父親看一看，或許他就不會那樣失望了吧？
想到，就出發了。
先飛到北京，再從北京飛到內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找一位朋友，請他帶我前往城川。
行前，早已在長途電話中說明過我的原意。到了呼市，進了旅館，剛剛在大廳裡的沙發上坐定，等著辦入住手續之時，朋友就面有難色地對我說：
「這次恐怕走不成。城川離呼市很遠，路又不好，都是沙土路，一旦下雨就不准通行，你停留的時間又短，萬一耽擱個三、五天，把你回台灣的班機給誤了，那可怎麼辦？」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踏上原鄉之後，我可是見識到什麼叫「沙土路」了。還拍過幾張立在路旁上面寫著大大的「雨」字路標的相片，那是警告標示，下面有行小字說明雨天禁止通行。養路的工程隊就在不遠處，時刻監視，誰要是敢在下雨天的泥土路上開車，毀損了路面，那罪過可真是大了。（那是上個世紀的事，如今恐怕不多見了。）
怎麼辦呢？
我悶悶地拿著小行李包上樓進入自己的房間，用冷水洗了把臉，忽然就想通了，這麼簡單的事啊！
於是奔下大廳，向還坐在那裡等我一起去吃晚飯的朋友說：
「沒關係！我的機票隨時可以改，不怕下雨。都已經來了，就算多留個十天八天也沒關係，我們還是去一趟吧。」
朋友坐在黃昏時分還有些玫瑰色光的窗邊，沉默地直視著我，我到今天還記得他那突然間變得極為蒼白的臉色。
稍稍沉默了兩三秒之後，他說：
「其實，是不讓你去。」
乍聽之際，我非常訝異，應該不過是間陳舊的小教堂罷了，有什麼要對我防備的呢？
想不通，但是不能再為難朋友了。所以，我把疑問都放在心裡，那個七月，就改變方向去了烏審旗，停留了幾天。
八月，我空著手到了德國，再跟著父親去了比利時，參加了會議。
倒是有兩位從中國大陸前來的學者，帶了幾張他們親自拍攝的城川教區的相片過來，在這次會議中，給大家傳觀，並且在會後還慷慨地送了給我。
其中一位還告訴我說，相片中的這座教堂，已經是第五代的建築了。
這些相片不是攝影名家的作品，不講究構圖，人物有時還面目模糊，但是那在曠野裡若隱若現的教堂遠景，以及會眾在室內的樸素衣著，還有教堂近旁空無一物的黃沙大地，卻在在都吸引著我……
信仰，到底是什麼呢？
在會議期間，我們還去了田清波神父的故鄉布魯日城（Bruges）。
這城鎮我來過好幾次，喜歡她的古樸，喜歡她狹窄的石砌街巷，曾是當年法朗德斯畫派裡許多作品的背景。幾百年了，一切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變，彷彿是靜止的時光肖像。
在這樣如中世紀風景般的小鎮上散步，我不禁會揣想，田清波神父，在少年時用著父母給他的名字Antoine，也和同齡的朋友們，互相呼叫著追逐著，在這些街巷裡玩耍過吧？
而他是什麼時候下定決心要捨棄這一切？
書裡是這麼說的：
「青年時期，田清波就學於天主教修道院。從十九歲開始，田清波用了五年時間系統地學習了哲學、神學及中國的文言文，同時，他以《新約》蒙文譯本和荷蘭蒙古學學者史密德編著的《蒙古語法》拉丁文譯本作為教科書開始埋頭攻讀蒙文，從而打下了蒙古語的基礎。
一九○五年九月，年輕的神甫田清波奉命來到中國。「聖母聖心會」的柏米因主教拿起剛收到的杭錦旗王爺寄來的信給田清波看，田清波從未見過蒙文草書，但卻準確地翻譯了這封信，使得這位主教非常滿意。田清波便被派往鄂爾多斯南部的城川，這裡已是天主教在『西南蒙古教區』的傳教中心，田清波一直在城川待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鄂爾多斯史論集》陳育寧著，寧夏人民出版社）
那天，和父親一起，漫步在這幾百年來似乎沒有改變過的布魯日城中，想著這裡就是田清波神父的少年故里。而他，從Antoine改名叫做田清波，果真在遙遠的鄂爾多斯高原上住定了之後，偶爾，會不會在夢裡夢見這一處美麗古樸的小鎮？會不會想念她呢？
信仰，對於一個單獨的生命個體來說，究竟是什麼？
或許，對田清波神父來說，祂是可以超越了自己的生身父母，超越了自己的少年故里，超越了自己在塵世間一切紛雜的牽連。
可是，對我來說，怎麼是恰恰相反？祂卻更加強了我對父母的依戀和思念，加強了我對原鄉的孺慕，以及因之而起的種種想望和牽連。
包括對遙遠的城川教堂的好奇心。
一九九三年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大陸的變化與開放尺度不可說不大。許多在文革中被搗毀的寺廟都陸續修繕一新，做為觀光景點。北京上海等地的天主教堂更是從內到外，整修得美侖美奐。每次經過這些矗立在市中心，吸引著眾多遊客目光的老建築之時，我就會不由自主地開始揣想，在鄂爾多斯高原上那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川教堂。
不知道為什麼，卻總是會這樣。
好奇怪的感覺，就在你身旁與你擦肩而過的行人於你是如此疏遠。但是，在那遙遠的地方，那些一生未必能見上一面的族人卻感覺是這樣靠近，近得彷彿能聽見他們的低語和他們的嘆息……
十幾年就這樣過去。二○○七年九月初，我去烏審旗參加「察罕蘇力德」的盛會。中間又去了薩拉烏素河，發現已離城川不遠，臨時起意就求人帶路，來到鄂托克前旗最南端的城川……（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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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
祖籍蒙古，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於台灣。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擔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作家。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十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近著有《以詩之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