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在此時時刻
【內容連載】

輯一 組織現場

 

那些我從組織裡學到的事

出報的每一個流程,我都記得。一般人想到報業媒體,大概不外乎就是漂亮光鮮的記者群、精明俐落的編採人員、標榜公正客觀的報社大招牌……但在報紙生產的過程中,還有打字、校對、打樣、組版、印刷、運送、發行等的連串勞動,才能夠將各式資訊及時送到讀者眼前。受雇者接力賽般一棒接著一棒,環環相扣完成了現場採訪攝影、寫稿校訂、下標編排、照相製版、印刷派報的忙碌生產流程,同時間還有廣告、發行、副刊及專題製作等。

當時,我是自立晚報產業工會的年輕秘書,長頭髮,標準捲舌音,看藝術電影,一身文藝腔。完全的格格不入。但我熱情洋溢,對人對事都充滿好奇心,什麼都想知道,張大了初啟蒙的左眼,全身都是雷達,什麼都入境隨俗,只盼能平起平坐。工會位於報社後門的巷弄之間,平日裡工會幹部與會員鮮少露面,於是工會秘書必須主動往報社跑,發傳單,做問卷,拉會員,約勞教時間,討論勞資爭議案,還有每月一次手寫的工會通訊,一張張發到小組長手中。小組錯落在早晚報不同的勞動時刻,為了和早報印刷廠的會員碰面,若非晚上七八點下班前繞到廠裡和剛打卡還在清洗油墨、暖機的工人打招呼,就是等待他們下班的半夜三時和大家聊聊。清晨返回工會,晚報人員來上班了。

生產新聞紙媒的勞動一環扣一環,截止作業的時間各不相同,勞動熱點也間隔錯落,故而除了直接上下游工序的接口之外,不同部門的從業人員之間並無太多聯繫,私交更是有限,對彼此的工作實況也不熟悉。工會成立之初,曾有印務工人反應印刷廠位居地下室,往來迴盪的機械聲形成的巨大噪音,指數早已超標。經工會幹部在非正式場合反應,社長火速下令,印刷工人每週可以申請兩副免費耳塞。

耳塞政策數個月後,我聽見部分工會幹部不以為然地說:「報社在問,印刷廠工人都沒去領耳塞,到底還要不要繼續發放?」

「嫌麻煩?出事了只能怪自己。」

「工人如果不懂得保護自己,工會做再多也沒有用。」有記者語重心長下了結論。

工作環境出問題,最徹底的解決方案是去除汙染源,若非減少機械容量,加裝消音設備,便是印刷廠移至別處。但彼時正值報禁、黨禁解除,媒體景氣大好,廣告頁無上限,印量只增不減,減機勢不可行,更不必說寸土寸金的台北市,遷廠如何可能。安全衛生的次要手段,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措施,雖說是治標不治本,狹小地下室的兩線印刷機互相較勁,吵還是吵的,但賜予免費耳塞,將危機阻隔於個人耳蝸之外。處理安衛危機的最下策,什麼也不做,繼續勞動至身體無以負荷,重聽失能或耳膜破裂,再動用標準嚴格的勞保工傷殘廢給付,謂之為最後的補償手段,代價是破損後無以修補的血肉之軀。

《自立晚報》是戒嚴時期就敢於發聲的報紙,因而匯集了敢言、具正義感的編採人員,這裡的勞動條件遠不如《中時》、《聯合》兩大報(當時的《自由時報》尚未開啟黃金別墅大抽獎、校園贈送免費報等行銷手段,尚屬邊緣小報),但白領記者們說起社會正義與言論自由總是特別大聲,頗有尊嚴。我們的工會幹部橫跨藍白領,報社的紅牌記者在理事會中聽聞印刷廠噪音問題,忿忿不平,次日與社長會面時便直接抱怨此事虧待工人,有損社譽。基層議題意外搭上了直達車,社長快速安排了噪音檢測,果真超標,於是速審速決,下令撥款購買耳塞以保護印務工人。

彼時工會初成立,確實也需要戰果以激勵人心,耳塞案就這麼快速定案了,不知為何卻推不動基層配合。夜裡我趁著暖機時分到地下室,撲面而來的油墨異常刺鼻,長久以來的通風不足,印刷機還未全速啟動呢,已然傳出彼此碰撞的嘈雜回音,震得我隱隱耳鳴。

「耳塞不好用嗎?」我弓起手背擴音,在熟識的會員耳邊大聲問。

「還好。」他不動聲色地操作儀表,額頭已然滲汗。

「那為什麼不戴?」

「戴了就聽不清楚機器是不是故障,同事叫你也聽不見,更危險。」

長久的重聽不好,當下的事故更不好,兩害取其輕。總是在兩害間作選擇,沒有更好,只有看哪個損失更及時、更無退路,撿剩下的那個選項,以及附帶而來的累積性職業病,在不知何時的未來,延遲給付但註定要來的傷害。但還能怎麼樣?就像是多數藍領工人總沒法子預作生涯規劃一樣,贏不在起跑點,也無暇儲備第二技能以待來日,眼前的危機都只有近與遠之分,挖東牆補西牆,暴雨一沖就垮。那些不必顧此失彼的人,才有條件往前看,籌備現在,規劃未來,風險控管得宜。

那也許是我對勞安議題的啟蒙,關於勞動環境的複雜多元,也關於現場實作的不可替代。權益若非集體力量掙來的,而僅只依賴掌權者之間一時仗義的交換,戰果終究不是戰果,不合用,也難以下嚥。工會給出罕有的機會,讓工人們藉由集體的力量,共同規劃未來,互相保護。而民主,終究是需要花時間練習的。

後來,工會建立了與資方定期協商的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來自不同部門。我們勤跑不同廠區的生產現場,蒐集各式各樣的問題與解方。那些年,勞資會議是兩造較勁的重要場合,工會藉著蒐集意見、解決問題,建立與會員的信任關係,並鍛練幹部們掌握相關法令與協商能力。

不同於台灣其他報業工會以藍領工人為主,自立報社工會的主要發起人是記者,編輯室除了一級正主管依法不得加入工會,其餘人都加入了,會員遍及各部門,且有很高的入會率。但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工會,卻面臨藍領工人不來開會的窘境。

阿德是檢排部門推出來擔任勞方代表的工人,高大健壯,豪爽明朗。他一開始也曾經很熱心地蒐集意見,並取得同部門同仁的連署提案,他主捉的議題在會議中也獲得明確改善。但後來,阿德開始找各式理由不來開會了,印刷廠工人更是缺席已久。

白領記者很賭爛,私下抱怨:「自己的權益自己不爭取,我又何必幫他們說話?」

線上記者一直很忙,他們的工作不只是薪水來源,也是成就感及業界名聲的基礎。工會幹部可以請會務假來開會,但記者很少請假,新聞有連續性,既不能獨漏也難以代跑,所以他們多半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來開會,熱心幫藍領工人發聲,但也疲於當事人的怯懦退縮,耗費心力填補漏洞,恨鐵不成鋼。

「台灣人戒嚴太久了,有了自由也不敢用。」有人這樣說。

檢排廠下班時都凌晨了。當地下室的印刷機轟隆隆傳出震響,我與阿德在報社後門的麵攤喝酒,問他為什麼可以請公假來開會也不來,他說工作很忙,我說你胡說八道。我們互乾了一杯酒,好澀。

「我是覺得,我去不去都一樣啊。」阿德為難地說:「反正,工會一定會幫我們爭取的對不對。」

「不對不對。工會是誰?工會就是你啊我啊大家啊。」我為了表示生氣,又在麵湯裡多加了一匙辣油,整碗紅通通,火辣辣,「你不來誰來?」

「不是啦,啊我就憨慢講話,那些記者都好厲害,又會寫又會說,老闆也比較聽他們的,我去不去好像都沒差。」

「明明有差。」

「就是沒差。」

繞口令說不清。我停下來,把辣到近乎苦的熱湯全灌下肚,全身都燒起來,再慢慢問:「那,開會不說話的時候,你都在想什麼?」

「也沒有想什麼,就是覺得,自己很沒用。」

那是我參與工會頭一年,夜以繼日,馬不停蹄,每天都覺得自己在實踐階級民主。當時自主性工會如春雨後的筍頭一一冒生,工會間的串連磨刀霍霍,挑戰既有的經濟及勞動政策,人們開始相信,政治民主是可能的,生產民主是有希望的。但總是在那些並非浪尖的陷落時刻,我才真正意識到組織工作何其漫長、艱難,要分析外部的結構性壓迫,更要看懂內部的權力與條件落差。

團結不見得力量大,貪快就不免仰賴既有的權力,不靠組織爭取而靠權力交換。一廂情願的善行可能抑制他人的成長,而一個讓人自覺無用的組織,早晚會因內部耗損而無以為繼。集體的養成從來就不容易。性別、年資、藍白領、本外勞、專兼任……等,都是工人們彼此相認的鴻溝,而如何組織大家一起做事,各自長出力量,可能遠比一時給出什麼成果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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