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
前言──多少往事堪重數

歷史是由許多的人與事構成的,這些人與事可謂複雜而多端。因此面對如此情況,「秉筆」寫歷史的史家如何「直書」,一直以來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即如世稱良史的司馬遷,他書中所言的史事,鑿如目前,而這果如鑿鑿乎?實在不能不令人有此疑問。等而下之者,如「史傳」中的本紀列傳、「家傳」的事略行狀、甚至「自傳」的回憶錄、口述歷史等等,常常不是失之於略,便是病之於蔽,甚至於詭譎虛假,顛倒是非,不一而足。

觀之現有的史書,常常囿於成王敗寇,子為父隱,以致相互標榜,自我誇飾;甚且文過飾非,出入主奴;重之以「名分」、「名教」那一套「跋前疐後」之瞻顧與諱忌,自不免難盡所言。更難的是在是非曲直的拿捏,無法恰如其分地暢所欲言,於是在「信而有徵」的成分上,自然大打折扣。難道真的三代以來無「信」史乎?這說法固然不免有欠公允,其言也過激,然孟子早已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是歷史之不可盡信之說,其來有自矣。

 

晚清到民國,可說是我國有史以來之大變局,不僅是從數千年專制到新創共和的政體大改變,也是中西潮流相激相盪的時刻。其間魁儒傑士、巨蠹神奸、巾幗英妙、山市隱淪、草莽豪俊,層出不窮;他們或懷利器而通顯,或抱絕學而潛藏,或夤緣而致青雲,或孤芳而溷塵土。面對這些人與事,或有一德之足式,或有一藝之堪賞,或有一言之可傳,都是書寫的大好題材。

然而一般為歷史人物寫傳,多用傳主之奏摺、文集以及實錄、上諭中的有關記載。這樣的傳記,從形式到內容,總給人有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覺,而且內容乾巴巴的,一點都不生動。倒不如稗雜者流之所記,儘可無拘無束、不瞻不徇,使人物有血有肉,有聲有色,使內容更加豐滿,形象更加生動。然而這些所謂稗雜者流之所記,也犯了一個重大的弊病,那就是游談之雄,好為捕風捉影之說,故事隨意出入,資其裝點。因此晚清金梁在三〇年代編寫《近世人物志》在其前言,就有「欲考人物,僅憑正傳,既嫌過略;兼述野史,又慮傳誤;皆不必盡為信史也。」之歎。於是他花了許多氣力,用了大量時間,將翁同龢的《翁文恭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這四部號稱「晚清四大日記」中所記載的人物,按時日先後,整理排比,編成《近世人物志》,共有六百餘人。這些日記常流露出作者對所記人物的毀譽,對所發生事件之評論,如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不僅忠實記載他和樊增祥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也暴露了南北兩派清流之間互相鄙視,彼此拆台,鉤心鬥角,互不相讓的真實情景。為瞭解這些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提供難得的一手珍貴史料。吾輩若能循此線索,證之以清代檔案及清人信札等原始資料,則對晚清人物及其事蹟,當可收探驪得珠之效。

又晚清至民國,掌故隨筆一類的筆記雜著為數極多,但多為耳食之談,謬悠之說,其中能以淵博翔實及議論精闢見稱於時者,當推黃濬(秋岳)所撰的《花隨人聖盦摭憶》一書為翹楚。該書對晚清以迄民國,近百年間的諸多大事,如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洋務運動、洪憲稱帝、張勳復辟均有涉及。內容不僅廣徵博引,雜採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因作者身分的特殊亦多自身經歷,耳聞目睹,議輪識見不凡,加之文筆優美,讀之有味,被認為民國筆記中罕能有此功力者。掌故大家瞿兌之推重該書謂「與夫交遊蹤跡,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倫比洪邁之《容齋隨筆》,確非諛詞」。因此該書頗受史家陳寅恪的青睞,而後來旅美學人楊聯陞、房兆楹亦極力推薦,咸認為此書不但史料價值極高,而且是近五十年來我國人士使用文言文所寫筆記的第一流著作。

學者趙益說:「《摭憶》一書,不僅能於晚清掌故一網殆盡,尤能知其人、同其情,因此述事或不儘然,議論則往往中的。……黃氏能做到這一點,一半是本人博聞強識、深明故實之學識使然,另一半則是與其平生遭遇相關。黃氏早年入京師學堂時,變故尚未發生,猶能親睹舊清之貌;鼎革之後,又以少年雋才見賞於梁啟超(任公)、樊增祥(樊山)、易順鼎(實甫)、俞明震(恪士)、陳衍(石遺)等老輩,……瞿兌之嘗謂掌故學者,既必須學識過人,又得深受老輩薰陶,並能夠眼見許多舊時代的產物。所有這些,黃氏可以說都已具備。見聞既富,體會並深,左右逢源,遂能深造自得。」

晚清至民國,百餘年間,多少人物,多少往事,在「雨打風吹」下,已「風雲流散」了。而剩下為市井之所流播的,里巷之所咨嗟者,又語多不實,甚至顛倒是非,厚誣古人。例如一九三二年的「王賡獻地圖」和一九三一年「張學良伴舞失東北」一樣,鬧得滿城風雨。當時馬君武寫了〈哀瀋陽〉二首,大大地譏諷了張學良「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無獨有偶的,北平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也以「五石」的筆名,寫了一首〈後鴛湖曲〉,大大譏刺王賡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丟失地圖之事。對此,陳定山在《春申舊聞》書中就說:「九一八事變,東北五省一夕失守,報紙喧騰,謂張學良與胡蝶共舞。其實胡蝶於時已戀有聲(按:潘有聲),事變之夕,胡蝶並未離開上海,此與一二八事變,謠言陸小曼與王賡者,事出一轍。美人禍水,常被後人歪曲描畫,點綴歷史。其實:『吳亡何預西施事,一舸鴟夷浪費猜。』千古沉冤,正恨無人洗刷耳。」

歷史在於「信而有徵」,對此不實之事,吾人當為之考辨、為之翻案。「多少往事堪重數」,「重數」之目的,在求信以俟徵。孔子說:「信則吾能徵之矣」,茍若我輩今日不為之,則年遠代湮,又何以徵於後且信於後乎?此本書之所由作也。

本書為筆者近兩年來讀史之所得,它捨棄對這些歷史人物的「流水帳」似的身世、履歷、經歷的介紹,而就其人或其事中的「大節攸關」或「細行足式」的戔戔點滴,備而傳之,以存記其人之所行所藏及其事之原委根本。其所以如此,蓋在唯有溯本推源,爬梳整理,才可剥笋抽繭,而明其真相。而對於前人誇誇其談,或沒有說清楚,甚至說錯的地方,也一一加以理清,甚至不惜花較大的篇幅來加以考辨,以廓清公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本著適之先生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態度,務求歷史的真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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