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由許多的人與事構成的,這些人與事可謂複雜而多端。因此面對如此情況,「秉筆」寫歷史的史家如何「直書」,一直以來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即如世稱良史的司馬遷,他書中所言的史事,鑿如目前,而這果如鑿鑿乎?實在不能不令人有此疑問。等而下之者,如「史傳」中的本紀列傳、「家傳」的事略行狀、甚至「自傳」的回憶錄、口述歷史等等,常常不是失之於略,便是病之於蔽,甚至於詭譎虛假,顛倒是非,不一而足。
觀之現有的史書,常常囿於成王敗寇,子為父隱,以致相互標榜,自我誇飾;甚且文過飾非,出入主奴;重之以「名分」、「名教」那一套「跋前疐後」之瞻顧與諱忌,自不免難盡所言。更難的是在是非曲直的拿捏,無法恰如其分地暢所欲言,於是在「信而有徵」的成分上,自然大打折扣。難道真的三代以來無「信」史乎?這說法固然不免有欠公允,其言也過激,然孟子早已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是歷史之不可盡信之說,其來有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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