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在樹林裡的白色牆壁，朝陽吸暖，竟會生出這秋時的灰黑毛蟲。

原來這毛蟲是嚮往光明溫暖的。

原來毛蟲不一定只有草、樹與河邊才會延生繁殖，鋼筋水泥和燒磚組成的堅硬牆壁，也會和秋天婚約，孕育出滿牆滿壁、令人喉梗的灰黑毛蟲。就像在我們看來，沒有生命、情感的一塊石頭和一段有過生命而今已經死去的腐木，只要我們給它們一張文學的結婚證書，它們就一定能孕育出合法的兒女。比如朽木和石頭結婚，時間會讓它們生出沙土來。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
　　他仰臥著，那堅硬得像鐵甲一般的背貼著床，他稍稍抬了頭，便看見自己那穹頂似棕色肚子分成
　　了好多塊弧形的硬片，被子幾乎蓋不住肚子的尖，都快滑下來了。比起偌大的身軀來，他那許多
　　隻腳真是細得可憐，都在他眼前無可奈何地舞動著。

卡夫卡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無法曉知它給二十世紀文學帶來的巨大變化，讓多少後來者、那怕同樣也是天才、偉大的作家，都為這段開篇的描寫與敘述愕然而驚嘆。這段文字把讀者帶進了《變形記》這部奇妙的小說—無論是把《變形記》視為短篇或者視為中篇，我們都只能說它是一部小說，而不願說它是一篇，如不能說《追憶似水年華》是一篇而不是一部樣。接下來，這段文字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以下疑問和思考：

作家在敘述中的權力和地位──這是格里高爾問題之一。

托爾斯泰說他在寫到安娜．卡列尼娜臥軌自殺時，伏在桌上痛哭流涕，泣不成聲，因為安娜的死，讓他無法平復自己動盪起伏的情感。而且還說，不是他要把安娜寫死，而是安娜的命運與性格只能讓她去臥軌身亡。在十九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中，都有過作家無法掌握人物的命運、而是人物的命運左右著作家那種被人物奴役而又心甘情願的深刻體驗。換言之，在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那兒，愈是偉大的作品，人物的命運愈是歸人物所有，作家只是人物命運的代言人、書寫者。人物大於作家—這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共同的體驗和認同，彷彿娜拉要離家出走，易卜生完全沒有辦法阻攔似的。作家在故事中只是一個閃在背後的講述者，而人物要如何，人物的命運要怎樣，作家沒有權力和能力去左右和撐控。

作家愈是無力撐控人物的命運，人物就會愈加鮮活、生動、自然和具有生命感；而作家如果可以撐控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命運，故事和人物就會顯得生硬、漂浮和無力。總之，在現實主義那邊，作家的地位越低越好，權力越小越好。作家能夠在人物的命運中消失則為人物生命的最大化。

在現實主義寫作中，偉大的作家，其實應該是人物的奴隸。你的筆要聽命於人物和他（她）命運的安排與擺布，這是十九世紀和那些不朽的作品留給我們寫作的律文。只有那些二流、三流不圖謀經典的作家與作品，作家才有權力如法官一樣安排和左右人物的命運。然而，當時間之長河流入二十世紀時，當那個瘦弱的，目光中充滿憂鬱和驚恐的卡夫卡出現時，他的寫作，改變了這一切。他把作家是人物的奴隸和代言人的微弱地位提高到了作家是人物的皇帝或人事處長的地位上。在這兒，作家小於人物的寫作定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作家應該大於人物和人物之命運。故事不是人物的命運演繹出來的，而是作家的頭腦構思出來的。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這是一種霸權的敘述。那個瘦弱的寫作者，對人物和讀者沒有絲毫的妥協和遷就，一如皇帝要讓百姓去死也是一種恩賜一樣；也如一個人事處長面對他部下的檔案，可以隨意地改寫和修正。作家的地位和權力，忽然之間被卡夫卡賦予無上的地位，他安排格里高爾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蟲，格里高爾就變成了蟲，如果他要格里高爾變成豬，變為狗，格里高爾就只能變成豬或狗。敘述者不再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業已形成的真實感，也不再顧及人物命運之於生活和經驗的可能與不可能。當我發現我居住之處那兒的牆壁上可以生出蟲子時，它的條件是秋天的寒涼和有植物圍就的朝陽之處。如果不是秋天，如果四周沒有茂密的植物，那些牆壁不會生出蟲子來，一如說到底磚和石頭疊在一起不會性交受孕一樣。然而，卡夫卡不管這一些，他就是要讓格里高爾在一夜之間變成蟲。如果硬要說變成蟲的條件，就是那一夜格里高爾「不安的睡夢」。格里高爾究竟做了什麼夢，他在夢中遇見了什麼，自己有什麼反應與行為，卡夫卡懶得向讀者解釋與交代。這讓人懷疑，卡夫卡在寫下《變形記》開篇這真正意義上的開門見山的一句話時，「不安的睡夢」要麼是他無意間的筆下流淌，並不是著意地安排；要麼，就是作家因有皇權在手，也就可以隨意地虛晃一槍，賣個關子，留下一段永遠空白的懸念。總之，條件已經不再重要，就是作者要讓人物變成甲蟲，人物就不能不變為甲蟲。作家有這樣的權力和地位。作家可以決定一切。「文學是人學」；「筆要貼著人物走」。這些來自十九世紀的經驗和成功的寫作實踐在《變形記》這兒變得分文不值，不再重要，甚至多餘到如人體的闌尾和癭瘤。卡夫卡給了二十世紀作家寫作的皇權御印，你可以不使用這種權力，不在寫作中炫耀這種地位，但並不等於你沒有這種權力與地位。《變形記》、《城堡》和《審判》為二十世紀作家的寫作開具了另外暢行的證明與通行證，讓後來者的「霸權敘述」與寫作中的「皇權地位」，有了前案與可能。也讓理性在感性中的統治有了合法性，使過去我們小說中說的「人為」，不再因為是破綻與漏洞，總是成為讀者與批評家詬病和嘲笑的標靶。而當我們把這種「人為」和作家在寫作中無限的權力結合在一起時，「人為」就不再是生硬與漏洞，而可能是新的個性與主義。餘下的問題是，當卡夫卡把作家從人物以下的奴隸地位解放出來時，賦予作家以霸權、皇權的敘述可能時，我們不再是故事中人物的奴隸，而是否會成為卡夫卡敘述的奴隸？成為荒誕和異化的奴隸？這才是我們在敘述中必須面對的格里高爾問題。

一邊成為格里高爾問題的受益者；一邊又成為格里高爾問題的受害者。這是二十世紀文學的優與劣。是我們今天寫作所面臨的解放與新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