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當年一位駐越南的戰地記者大衛•赫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就是「記者成為作家」的典範。他在越南戰場槍林彈雨的採訪中，憬悟越戰決策的荒謬，於是決心要把真相弄清楚。他廣泛採訪白宮、國務院以及美國高層，寫成一本揭露越戰秘辛的經典作品《最好的和最精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指出這些謀士都是一時俊彥，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卻囿於意識形態及種族偏見，作出一系列錯誤的決定。他們以為是維護美國的利益，但最後卻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赫伯斯坦這本書，洛陽紙貴，影響全國輿論，也扭轉了美國社會上對越戰的評價，登上暢銷書排行榜。記者一躍而為名作家，他乘勝追擊，接下來寫了很多本剖析美國社會力與經濟變幻的專著，採用了新聞寫作的方法，用小故事及人情味的插曲來鋪排，娓娓道來，可讀性高，也都登上暢銷書排行榜。

另一位紐約名記者彼得•韓美爾（Pete Hamill）則乾脆寫起小說。他把多年採訪紐約市光怪陸離社會新聞的心得，提鍊成小說的題材，情節曲折離奇，但極有真實感。書評家認為，跑紐約市社會新聞的記者寫紐約背景的小說，從場景到對白，從人物到氣氛，都比其他背景的作家更佔優勢，別具藝術的感染力量。記者在新聞中打開了靈感的另一道門，意外地走進了文壇，也可能意外地名利兼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