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兄在本書題記中說：「胡適曾經是引領風騷的一代人物，卻在晚年被塗上不同的色彩，而變得容貌模糊了」，這的確是長期研究胡適之後所產生的真實感受。二○○七年我在上海華東師大以胡適為題所做的演講中曾提到一個口號，叫做「還原一個真實的胡適」，就是希望研究者能夠撥開雲霧，回到歷史場景，呈現一個有血有肉、有理智有情欲、有長處有缺點的胡適。
然而如何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胡適」呢？我認為胡適研究者至少必須突破四種迷霧。
第一，胡適本身所佈下的迷霧。
胡適是一個非常精心刻畫自己形象的人，他在後世的形象在很大程度是由他自己一手導演、捏造、刻畫出來的。在這方面胡適的《四十自述》，以及他在晚年口述，唐德剛筆錄的《胡適口述自傳》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這兩本書是胡適最重要的模本，奠定了他啟蒙者的形象，亦即大家所看到的一個光鮮亮麗的胡適。另外，胡適從小就寫日記，其總字數超過四百萬字，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史料。胡適寫日記時其實心中有一群想像的讀者，正是未來的我們，所以他精心刻畫自己在日記中的形象。不過有趣的是，他往往懷有一種想跟後代讀者鬥智的心態，例如有些關鍵的、精彩的部分，他並不完全將之抹殺或掩蓋，而是利用縮寫、簡稱或隱語來表達，所以在讀胡適日記時就需要具有高度的警覺性，才能看出其中蹊蹺。在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余英時所寫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文（收入《重尋胡適歷程》），他利用胡適日記原稿中塗抹掉的一段話，撥雲霧、見青天，考證出胡適與兩位美國女士之間的複雜情愫。
胡適不但在寫日記之時欲言又止，在詩詞寫作過程中也有意無意地留下蛛絲馬跡。中國文人詩詞往往是很隱晦地「言志」，但胡適又怕讀者不清楚詩的內容，有時在詩之前會有案語，解釋該詩創作緣由。不過這時讀者要很小心，因為這些案語常常會誤導讀者到一個錯誤的方向。所以他的好朋友徐志摩就說，凡是胡適先生文章中有案語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真是知我者志摩！」也就是說，在這些文字裏，胡適精心刻畫了自己，而這個「自己」就是他所希望在後世呈現的形象。而且胡適是極端重視隱私的人，他對自己私密情感部分寫得非常含蓄。這樣一來，要尋找到真實的胡適，就得突破這一種迷霧，突破了這一點，才能看到胡適的內心世界。
第二，政治迷霧。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海峽兩岸對峙，在冷戰架構，亦即自由主義與共產政權相對抗的框架中，往往限定了雙方對歷史人物的認識。例如長期以來大陸與台灣對魯迅與胡適即秉持不同態度。魯迅在大陸是第一號人物，胡適卻是第一號戰犯；反過來說，胡適在台灣則是一等一的英雄，而魯迅在台灣卻沒有受到太多人的注意。胡適在大陸不受歡迎是可以想像的。胡適深受英美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作品中有大量的反共言論，這些地方都讓中共對他深惡痛絕。五○年代曾有一個批胡的運動，後來批胡的文字集結成書，堂皇好幾大本，胡適還細心地收集了這一套書。在今天台北胡適故居的書房裏還有胡適手批的「批胡」全集。五○年代數百萬字的文獻，代表了一個時代對胡適施加的圍剿。這種狀況到九○年代以後才逐漸好轉。
無論如何，胡適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經歷了從「黑」到「紅」的過程，從頭號戰犯慢慢地變成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某種程度是和藹可親而蠻有意思的思想人物。這是很大一個轉變，它涉及大陸近年來政治與文化氣氛的轉型。事實上不只是胡適，有不少的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如梁啟超、嚴復等改革派人士，甚至蔣介石，都經歷過類似過程。在改革開放後，隨著視角的改變和開拓，這批和國民黨關係較密切，比較主張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的改良派學者才得到了平反。這也是大家所期望的：還原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只是被政治宣傳抹黑的樣板。這個迷霧的破除，在某種程度也表現了胡適所提出的理想，而到目前為止還具有現實的意義。
第三，公私和性別的迷霧。
過去我們都把人物的公領域和私領域作清楚的區分。公領域是大家所看到的，這個部分的胡適其實非常受大家關注，胡適當時可說是名滿天下，無人不知，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總之，在公領域層面，胡適備受關注。所以唐德剛有個有趣的比喻，「胡適就像金魚缸裏的金魚，搖頭擺尾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這話也對，但也不對。不對的地方在於，其實胡適私領域的部分在金魚缸裏是看不到的，另有一廣闊天地。過去人們習慣把公私領域劃分之後，往往只看到公領域一面，而不看到私領域一面。其實我們所常說的「知人論事」，就應該要能夠把公領域和私領域結合在一起來考察，換言之，私情和公義，其實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幾年前在台北開過一個國際會議，叫「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其主旨即在闡明私領域中相當多的生活經驗，其實和公領域表現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必須要打破公私的分疆劃界，才能看清楚地瞭解一個歷史人物。公與私的分疆劃界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即男性中心主義。以往大家看胡適的這些女友，基本上都是從男性視角來看，這些圍繞在胡適身邊的女性，都成了胡適的配角，她們沒有聲音，也沒有自己特別的表現，總之她們是平面的、被動性的人物。相當多對胡適情感生活的描寫都落入了這種窠臼。最近出版的江勇振新書《星星、月亮、太陽》即特別注意到這點，他不但以胡適為主角，也以他身邊女人為主角，再重新看胡適。的確，當我們重新從女性角度來看，胡適的這些花邊新聞，就不再是繁忙公務生活中的點綴，而有另一層意義。胡適身邊的這些女性，其實個個都有強烈的情感，而且對於情感的表達和生命的追求，都有自己的熱忱。
相對於女性友人的狂野、奔放和熱情，胡適的情感表達卻是相當內斂的。從江勇振的作品與登山兄的文章大家會發現他有很多「婚外戀」的女友，但似乎胡適的戀情都有個基本模式，就是胡適情感上放的不多，卻收得很快，他一旦發現這些女子對他有點糾纏而陷得太深的時候，他馬上打退堂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本書第三章所談到他與「才堪詠絮、秀外慧中的女弟子」徐芳之間的戀情，剛開始時胡適沉湎於新鮮的浪漫，但看到徐芳義無反顧的時候，他就退縮了。這就是胡適，在情感上相當內斂、保守，並儘量在各種各樣文字中隱藏情感的人，所以蔣介石說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這種舊道德的束縛相當大。總之，如果不打通公私，就難以深入胡適性格、思想的複雜面向。
第四，文化迷霧。
胡適處在中西歷史的交會時期，他受過中國傳統教育，又接受了西方新式的教育。他本來在康奈爾大學讀農，後來讀不下去，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蘋果的關係，美國的蘋果分類很多種，同是蘋果有十幾個名字，胡適也搞不清楚，心想學那麼多蘋果名字有什麼意思，所以後來就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總之，胡適是中西歷史交會關鍵點上的一個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中學又有西學，既有傳統又有現代。在思想內涵上，基本上，他強調全盤西化、反傳統，主張把傳統東西全部丟掉，所以他特別欣賞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而且他的生活形態也非常西化，胡適紀念館保存了相當多胡適的衣著，他有時穿長袍，但常穿西服，皮鞋一定要訂作，此外各種各樣身邊日用品多是非常精緻的西方東西，而且他喜歡喝威士忌酒。總之，他是一個受西化影響很深的人。可是如果從完全西化的角度來看，卻又很容易誤解胡適。胡適是站在中西文化的交界點上，他有中國文化的傳承，也有西方文化的薰陶，而且他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做了一番抉擇和取捨。他表面上是全盤推翻傳統，實際上他對中國傳統還有很強的依戀。只有看到東西文化在他身上的衝擊和融合，才能看清真實的胡適。我最近所發表的〈胡適與赫胥黎〉一文，就指出胡適對赫胥黎、達爾文思想的認識與他對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與佛教與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交織在一起的。
登山兄的大作基本上突破了上述四種的迷霧，呈現了一個真實的胡適：「一個和藹可親、溫文儒雅的學者，他跟你我一樣也談戀愛和做學問」，然而胡適迷人之處是無論是談戀愛與作學問，「他比我們都傑出」，這就是胡適！這些細緻的生命經驗，我就留給讀者仔細地從本書中去品味。
（本文作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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