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9 年爆發的新冠疫情（COVID-19）無疑是世界級的重大災難。其中不僅對國際政治產生衝擊，更對全球經濟發展、供應鏈管理與產業結構變遷皆產生結構性影響。此外，在社會層面不僅造成心理創傷、交往障礙， 並導致貧富差距惡化。可以預期的是，未來新冠疫情或將流感化與輕症化， 但人類更應記取歷史教訓，並著力於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危機預防和管理， 以及全球治理與協作的落實。

本論文集是 2021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主要探討 2020-2021 年新冠疫情前期發展、衝擊和影響。內容主要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冠疫情發展與演變，主要就新冠疫情演變、族群、文化觀點與防治能力評估； 第二部分跨國比較，則由軍民心理影響、危機與決策管理，以及兩岸互動機遇與挑戰解讀；第三部分則針對疫情對經貿、社會影響探討。包括兩岸經貿、供應鏈管理、經濟社會影響，以及臺商經營管理，期能由多元面向分析其影響。

本書出版必須感謝印刻出版社鼎力支持與協助，另蘇治元同學、杜宛諭同學和謝孟辰助理悉心編輯與校正，亦對本書出版貢獻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陳德昇

2022/12/01

 新冠疫情發展：演變與挑戰

（2019 年 12 月 - 2021 年 5 月 ）

何美鄉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摘   要

人類百年來最嚴峻的疫情─新冠嚴重呼吸道病毒（簡稱新冠病毒， 或 COVID-19），於 2019 年底在武漢浮現後，已快速傳遍全球。其傳播快速，導致受感染的病例數，在多國超過既有醫療資源的負荷。有效藥物與疫苗還未上市之前，公衛界僅能以限制人口移動、封城、鎖國等極端防疫手段來減緩疫情蔓延。因此，全球人類除承受病毒對健康的危害之外，人類的正常生活所仰賴的經濟發展，近年來也因防疫所需而幾近全球性地受到重創。

在全球產官學各界竭力合作之下，數種疫苗已進入緊急授權使用的階段。因著疫苗的出現，疫情在可預見的時程得以控制，已逐漸成為實際而不再是空洞的期盼。在此，疫情轉折的歷史時刻，本文從流行病學及防疫的角度，回顧並分析疫情 2019 年至 2021 年的起始、發展，並對未來疫苗逐漸普及後疫情可能的走向，及對人類的可能影響做分析。對於未來如何預防或減低新興感染症可能對人類的威脅，作者也就此疫情所帶給人類的教訓，提出建議。

關鍵字：新興感染症防疫、新冠病毒、封城、群體免疫

壹、初期疫情與防疫對策

一、緣起─在中國初發的疫情

人類新興感染症疫情的緣起，與病原體在自然界的生態相關。但疫情的後續發展，卻深受人類初期防疫作為的影響。

武漢疫情的初期，因缺乏即時科學性的疫情調查（至少國際間的認知是如此），對於病原如何跨宿主感染，來自哪一動物宿主等問題，至今仍疑雲重重。至於進到人類宿主之後的疫情發展，則可透過中國官方外洩的內部資料，加上 21 世紀網路媒體的蓬勃活躍，以及在中國與WHO 的溝通資訊，拼構出疫情初始的大概（表 1）。在眾多資訊中，表 1 所呈現的是筆者依新興感染症流行病學及防疫所需的觀點，所整理出的重要大事記。

表 1：2019 年武漢疫情初發大事記

顯然 2019 年 12 月 30 日是一重要指標日，武漢市府衛生單位發出「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據悉此公告，在發布數分鐘之後就已外洩至媒體手中。這也是第一則引發國際關注的疫情新聞。顯然， 武漢市府當局認同當時確實有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假如，當時武漢當局或中國政府能及早對疫情有不同的認知與應變，往後的道路或許會不大一樣？

2020年1月3日，媒體報導在中國網路的醫師社群中，有某醫生被偵訊調查，因為警惕正在發生的不明肺炎可能是SARS在武漢捲土重來的訊息。而此類訊息，在國際間傳開，也造就了中國官方疫情不透明的初步國際形象。事後世人皆知，這位被偵訊懲戒的人，就是李文亮醫師。數週後，他因染疫而往生。

在1月18日北京派遣了一組包含知名學者鍾南山在內的專家團，至武漢評估疫情。小組發現了一些當地官員此前未揭露的現況，如醫院裡有12名醫護人員被感染，醫院已無餘力追蹤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並且武漢醫院在1月16日之前沒有對病人進行檢體檢測。1月19日，專家團返回北京，建議將武漢隔離檢疫，並加速擴充武漢醫療資源及量能。

1月20日，從專家團（鍾南山）的口中，北京首次透過記者會對國際發布，此疫情可有效人傳人的資訊。

二、感染源不明的社區傳播

對於一個具有人傳人的新興感染症，起初最重要的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鏈是否可以追溯。在 2020 年 1 月24日於《刺胳針》（Huang et al. 2020）醫學雜誌所發表的第一篇新冠病毒文獻，描繪最早被診斷（2019年12月31日之前）的41例肺炎病人中，就已有14（1/3）位病人與華南市場沒有關聯，也就是未知感染源的社區傳播已佔重要比例。而發表於同年1月29日，另一篇分析武漢的 425 名病人（1月22日之前的確診病人） 研究中，未知感染源的社區感染病例已增加至70%，表示在武漢封城之前，社區傳播已非常普遍。對新興感染症而言，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疫情警訊， 武漢當局沒有立即做出防疫應變，是造成往後全球疫情最重大的遺憾。

反觀，臺灣的第一位確診病人，在2020年1月20日自武漢返國，她在1月10日發病，返國前她在武漢都未接觸過肺炎病人，也沒去過醫院或華南市場。內行的臺灣公衛學者很明確的判斷疫情嚴峻，因為這代表的是缺乏明確接觸史的社區感染。這資訊在臺灣公衛界與媒體造成一片譁 然，加上1月16日，臺灣防疫專員赴武漢考察疫情所帶回的訊息：「新冠可人傳人」。因此，臺灣當機立斷的採取嚴厲的邊境管制，其中包括及早取消可能會引進大量外籍人士的活動，如2020年2月的國際書展，這也奠定了往後臺灣防疫較容易成功的基礎。

三、病人發病前就可傳播病毒

新興傳染病爆發初期，人類都僅能以隔離病人及其接觸者來控制疫 情，但假如感染者在發病之前就具感染性，那這樣的防疫策略則較難達到預期的效果。而新冠病毒就屬於此類難以控制的疫情。但這樣的資訊何時出現？

最早是在2020年1月26日，中國某官員在記者會上發表，因為沒有細節，且當時中國武漢疫情正陷於膠著之際。這樣的新聞幾乎沒人注意 到。而2月22日，又有中國某官員受訪時，提到「病人在發病的前兩天就已經有了傳染性」。而國際公衛學界認為「病人發病前兩、三天接觸 者需要追蹤」的建議，卻要等到4月的科學文獻出刊後才提出（He et al. 2020）。

反觀臺灣公衛界，則有幸處於疫情資訊透明的大環境下，學者可以各盡其力，就疫情進展參與討論。以臺灣第五及第八例病人（擷取自 1月28日，Michelle Ho 臉書）就在第一時間，提供了非常寶貴的防疫資訊。臺灣第五例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例，1月20日自武漢返國後，與配偶同住家中，她在1月25日開始發燒，其配偶（第八例確診病人）在1月26日出現咳嗽等症狀後確診。以潛伏期最短為一天來估算，可以確定第五例病人在發燒的第一時間，（很可能更早）就具有傳播病毒的能力。這樣的認知， 也提升了我們對病人在發病前的接觸者進行追蹤的效率。

四、中國隱瞞疫情與否？

國際諸多人士指控中國隱瞞疫情，礙於新興疾病的諸多未知，是隱瞞還是無知，第三者仍須予以公正的判斷。雖沒有獨立調查的資料，但用以下兩則媒體訪問中國當事人及專家，可以從他們所提供的資料略知一二。

鍾南山在 2020年5月17日接受 CNN 訪問的影片中（CNN, 2020）描述在1月18日專家團至武漢調查時，武漢當局對於提供疫情資訊的態度，他以「非常怠慢拖延」（very reluctant）來形容。同時，他也接獲當地多人私下傳遞訊息說：武漢疫情比實際公布的還要嚴重。所以他認定：武漢當局在疫情初期，對疫情公布不實，而北京接手之後，資訊就可信了。

武漢當局對於被控「對疫情公布不實」，又是如何回應？據 BBC 報導（2020），武漢市長周先旺在2020 年  1 月27日，接受了中央電視臺採訪。對信息披露不即時的問題公開回應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又說：「後來，1 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值得注意的是， 最後這「屬地負責後，工作就主動多了」的內容，在官方媒體再次播放時已被刪除。他也多次提到，在武漢封城前幾天，他們才可以公開討論疫情。

所以，中國的問題所在，不是中國有無隱瞞疫情，而是：什麼是系統性的促成中國屢次（含 2003年 SARS）在疾病爆發初期，疫情不透明的元凶？筆者大膽的推論，系統性的問題就是：極權的人治體系。因為極權人治是絕對與防疫所需的開放社會氛圍相抵觸的。防疫需要即時流通的透明資訊，讓專業人士可集思廣益的反應其專業良知、在有共識的專業倫理範疇內，發揮其專業判斷與應用專業知識，來落實最有效的防疫工作。

五、武漢封城：被國際社會認定為無法效仿的中國模式

2020年1月23至24日，武漢進入封城狀態，封城令於 23日凌晨 2點鐘公布。

在封鎖的幾小時內，武漢附近的湖北城市也逐漸實施旅行限制，最終整個湖北其他15個城市均實施了旅行限制，總共受影響的人數約5700萬人。那時，各級學校已經開始放寒假，而寒假則被無限期延長。

其實，國際社會（包括臺灣學者）很難想像如此大幅度的封鎖，在 執行面要如何有效落實，仍可不避免與當下民主國家的人權觀與普世社 會價值相抵觸。因此筆者收集有限媒體資料（Graham-Harrison，Kuo, 2020；Gunia, 2020） 及 WHO察訪報告（Report of the WHO-China Joint Mission），描繪封城的大致面貌如下，以作為學術討論之基礎。

從宣布封城的幾個小時內，進出城市的交通全都被阻斷，設有路障警哨，甚至醫療緊急情況也沒有例外。

除出售食品或藥品的商店外，所有商店都關門。大多數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服務。未經特殊許可，私家車也被禁止上路，所有街道保持淨空。

最初，還允許人們出門在外走動，但限制很快就收緊了。某些地區准許每兩天一位家庭成員可以外出，以購買必需品。但有些地區則禁止所有居民離家，他們被要求利用外送員（有可能是志工）訂購食品和日用品。

接著，政策更加緊縮，官方派員（有可能是志工）挨家挨戶進行健康檢查，任何生病的人都會被強制帶走至統一隔離處。據報導，一名殘疾男孩在其發病的父親和兄弟被帶走後，因缺乏生活所需的供應（如食物、水），也得不到官方的幫忙，因而獨自在家裡往生。

後續數週，中國諸多城市，也因確診病例急速增加，而進入不同程度的檢疫隔離及行動管制的狀態。而其他措施包括延長春節假期，中國廣泛實行交通管制以減少人員流動；群眾集會活動也一律取消。

因當時人類對新冠病毒所收集的資訊不多，對於武漢全面封城的防疫作為，筆者視它為一個大規模應用性的防疫田野實驗，雖有理論基礎，仍需靜待其結果。而封城 67 天之後，武漢及全中國的本土新冠病例已大幅下降（見 Report of WHO-China Joint Mission, p.7 圖 3）。因此，這項被筆者認定為「近代史上人類最大規模的公衛防疫田野實驗」，以結果論，被部分含 WHO 在內的公衛界，認定為優良策略（Lau et al., 2020; Yuan et al.,

2020）的典範。但公衛界的另一觀點，認定它在整體的執行面，其實頗具爭議性。因為在人類近代史，並沒有執行過像武漢封城如此大規模公衛措施的經驗，因此也沒有既有的科學方法可參考。而事後至今，卻未見中國公衛界發表任何學術文章，來探討封城對民眾各個層面的影響，或就國家法治面，討論如何改進，或是否有法可循？

其實就科學面，防疫是與病毒賽跑，需要即時起步。防疫不只是保護生命，也是維護健康，所以需要顧及健康的多個層面（看以下「健康一體」）。因此，更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假如可以更早起步，是否更能大幅度的減低疫情的危害，或減少封城所影響的負面範圍。